習近平總書記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深圳各界人士踴躍獻策
“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這是習近平總書記3月7日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寄語，也是被深圳市民理解為深圳借力機遇再次騰飛發展的契機。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依托珠三角城市群資源，快速發展崛起，而如今，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概念的提出，如何更好地以此為目標發展，成為擺在深圳面前的一道考題。
全國兩會前夕，在深圳市政協六屆四次會議上，政協委員們討論市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和提案工作情況時，“粵港澳大灣區”頻頻成為熱點詞。近日，也有不少深圳市民表示，他們緊密圍繞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展開學習，領會心得，也提出了自己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見解。
下一個30年
將是灣區科學發展高速期
行走在南山科技園內，從白天到黑夜，人流穿梭不息，每個人都在為深圳特區的發展，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挺看好灣區發展的！”一家平衡車公司的電子工程師李淳華表示，在這里，能很方便地與廣州、香港、澳門等地的同行交流，分享意見和成果，并且協同工作。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樊建平表示，下一個30年，將是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科學發展的高速時期，“深圳產業結構非常發達，高新技術方面有華為、騰訊等企業，深圳也在積極建設自己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力爭與世界接軌。但是我認為，深圳除了產業，也要積極布局前瞻性技術，盡快建立以科學為橋墩、以技術為橋面的創新弧帶。”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合成生物中心主任、中組部“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劉陳立表示，深圳要發展自己的科技產業中心，要與北上廣及香港去競爭，應該著眼于這些前沿科技交叉的一些領域。“傳統領域要追趕，難免重走別人走過的彎路。而在新興學科，當其他城市或其他有基礎的研究單位還沒醒過神來，我們已經開始布局。在這些前沿新興的領域進行布局，將能夠奠定深圳在科技方面的引領。”
建設世界一流灣區
須突破行政壁壘和體制束縛
深圳市政協委員江展威十分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的互通問題。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特色在于“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存在讓大灣區有了三個獨立關稅區，但基于兩制的制度背景，粵港澳三地的法律體系、行政制度、監管政策和文化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即使是廣東9市之間也存在著體制障礙，無法實現資源和要素的公平配置。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必須突破行政壁壘和體制束縛。
為此，他建議，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理事會”，全面協調灣區的長遠發展與合作，提高區域合作效率。此外，還應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交通、信息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方面的互通共享，降低粵港澳三地交流成本并提供便利條件。
此外，他還建議，對于灣區內的教育、醫療、環境、文化等公共服務，實行體制互認，資源共享、聯合推動，如解決港澳人士的內地永久居留、跨境學童與港人子弟教育資源調配、共建大灣區垃圾填埋場等問題，積極研究港澳養老金、醫療、教育等福利的跨境可攜帶性和落實港澳居民平等待遇，構建宜居宜業的共同生活家園。
新興灣區有優勢
具備“天時地利人和”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成為繼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灣區。而作為新興灣區，與其他成熟灣區相比，會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首先是，我們的市場發展、社會發展、管理主體的不充分；其次，盡管珠三角是人才的聚集地，但橫向對比其他灣區，人才的相對匱乏仍舊是一個短板。”深圳大學公共管理系馬敬仁教授認為，灣區發展最重要的是協同一體化發展，“比如，各個城市的養老產業如何布局，每個城市的發展背景不一樣，那么各個城市之間的協調，則就顯得十分重要。”
“但是，我們同樣有眾多的優勢。”馬敬仁十分看好大灣區的未來發展，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具備“天時地利”，其“人和”也是其快速發展的基石，“在我看來，中國現代人才學習能力非常強大，新經濟普及化非常高，從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的廣泛應用就能看出來，總體來說，要比歐美和日本的學習能力要好”。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要以香港為龍頭，以廣州、深圳、澳門和珠海為依托。“深圳在大灣區的建設中，一定會發揮一個主體性的作用。”他認為，在灣區經濟中各城市，不屬于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但是在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深圳有優勢的領域中，可以發揮其主體性； “而深圳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又可以讓他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兩邊受益，一方面接近港澳的市場環境，可以打造屬于自身的高質量經濟體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協同其他內陸城市，互相利用優勢資源”。
在他看來，深圳可以在物流、信息、科技等方面的整合中起到一個帶動作用，協同其他主體共同發展。“深圳是一個有胸懷的城市，不是只看著自己的碗里滿不滿，而是要和灣區其他主體共同富裕，建設一體化灣區。”馬敬仁這樣描述自己對深圳的希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