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宗教根源于對生命創造者的感恩之情與敬畏之心，“孝親”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內容。《論語》中記載了不少有關孝道的言論。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儒家強調“博學于文”，以重視教育著稱。孔子指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在孔子看來，若要成為“君子”，“文”（后天的文化教育）與“質”（質樸的善良本性）缺一不可，因而，“學文”是儒者不可或缺的人生內容。不過，勤奮好學、自學成才的儒宗孔子認為，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學文”更加重要的是“孝”與“弟”，即孝順父母和尊敬兄長。
“仁義”是儒家的基本道德價值，“孝弟”則是“為仁之本”。在“孝”與“弟”兩項中，更為根本的是“孝親”。在這一點上，儒教與基督教有很大區別。基督教也提倡孝敬父母、友愛兄弟，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愛上帝、愛基督。《圣經》上記載，基督要求信徒們愛天父和基督超過愛自己的生身父母。孔子則認為，凡是不能夠將愛父母作為人生第一要義者，就是在做人的根本上還沒有立起來。
為什么有這樣的區別呢？因為儒家文化對人的生命來源的看法與基督教有所不同。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一位男性的天父———上帝———創造了一切，與天地萬物一樣，人也是上帝的創造物，因此，人最該愛戴與感恩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造物主天父。儒家文化則認為，天地孕育萬物，父母生育兒女，我們生在天地之間，既要敬畏感恩造就了這一切包括人類的天地大父母，又要孝順感恩養育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在基督教徒的婚禮儀式上，感恩與順服上帝是重要內容，在中國傳統的婚禮上，則一拜天地（人類和萬物的大父母），二拜高堂（自己的生身父母），最后夫妻對拜，男女合德。
正因為中國儒家文化認為生身父母是個體生命的來源，所以對父母極其感恩，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神圣，“孝親”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內容。儒家文化主張對父母要“生，事之以禮；死，祭之以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父母在生時要在物質上盡力供養，在態度上恭敬和順，父母過世后依然要如同他們在生時一樣供奉祭祀。
儒家文化強調仁愛、同情，寬恕，主張推己及人，仁人愛物，“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時又肯定“愛有差等”。“愛”之所以有差等，是由血緣的遠近所決定的。最該愛的是父母（自身生命的來源），其次是兄弟（自身的同胞手足），因而，“孝”與“弟”就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是一個人能否仁人愛物的根基，也是做人的根本。儒家也弘揚博愛道德，致力于培養“民胞物與”的境界與情懷，不過，儒家認為，要求一個人“愛無差等”，即愛別人跟愛他的父母兄弟一樣，是不自然、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因為血緣關系才是最根本的人際關系，“我”的愛是從跟“我”有血緣關系的人依次擴展出去的。
在與“我”有血緣關系的人中，對生身父母的愛是最重要的。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位正在上課的高中老師在地震發生瞬間不顧學生，只身逃離。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當時的情況，引發強烈譴責，因此得到了“跑跑”的綽號。事后，“跑跑”先生公開聲稱，如果當時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同時在場，他很可能會救女兒而不是自己的母親。按照儒家的傳統道德理念，在危難中，兒子毫無疑問地應該先救生養了自己的母親，母親的生養之恩與生命價值高于女兒。這種把母親生命的價值放在女兒和自己之后的言論，在傳統中國社會無疑會被視為忤逆不孝，這就好像在基督教一統天下的時期，有人敢公然宣稱不信上帝一樣的可惡。
正因為個體生命來源于父母，在儒家傳統中，父母對兒女行使體罰就具有正當合理性。“打是疼，罵是愛，不打不罵要變壞”，“棍子底下出好人”，父母既然生養了兒女，當然有權對之實行責罰。對于父母的責罰，兒女應該痛悔己過，順受無怨。《圣經·舊約》記載了亞伯拉罕對上帝的無條件服從。亞伯拉罕毫不懷疑上帝的絕對權威和其要求的合理性，遵照上帝之命，用獨子獻燔祭。同樣，在中國傳統孝子們的心目中，生身父母就是自己的上帝，是自己生命的創造者與絕對權威，父母的任何要求責罰都有其合理性，都應該和婉順應。
胡適成名于上個世紀初期全盤反儒家文化的激進新文化運動，他逝世時，蔣介石在挽聯中稱之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位新文化運動大將是深受傳統儒家孝親宗教陶冶同化的孝子。在《四十自述》一書中，胡適生動描述了童年時代寡母對他十年如一日的孝親“布道”，以及在做人和學習方面的嚴格督導，包括犯錯時所受到的訓責和體罰。中年胡適深深感激母親，贊美自己的寡母既是“嚴父”又是“慈母”，將自己做人和為學的成就歸功于母親教子有方。青年時期，胡適曾一度因失意而酗酒浪蕩，一次大醉后與巡捕爭斗被關押了一夜，清醒后，他看著鏡中狼狽的自己，想起了在家鄉時時期盼他成才的母親，決心痛改前非。不久，他考取了官費留美，數年后學成歸國，迅速在學術文化界爆得大名。胡適廣受到異性青睞，在婚姻問題上卻惟母命是從，對母親包辦的發妻始終愛護不棄。三歲喪父的胡適對父親毫無感性印象，卻致力于從父親遺留的文字中追尋其思想軌跡。在《四十自述》中，他稱自己明理性重經驗的為學路徑是步父親的后塵。他不僅學成后揚名顯親，還整理出版了父親的全部遺著，晚年在《口述自傳》中，他進而大量補述了父親一生的主要事跡。綜觀胡適的生平可見，父母在他生命中的地位近乎神明，母親的“布道”內化為他的人生動力，他的生命可謂是實踐父母期待的一生。胡適的作為正是儒宗孔子所主張的君子當“善述父之事，善繼父之志”的具體實踐。
因為“孝親”，孝子必然會珍愛自己的生命，愛護自己的榮譽。“孝子不立于危墻之下”，儒家認為，生命是父母給的，身體發膚受之于父母，不能損毀，應該愛惜。人生一世，要好好做人，努力做事，在家盡孝道，在外行忠信，為父母爭氣，為祖宗爭光。記得曾看到美國華裔勞工部長趙小蘭女士的電視訪談節目，趙女士說自己無論是在學校學習，還是在社會上做事，都有一種很強烈的心理動力，那就是要為父母爭光。趙小蘭是姐妹中的老大，她的幾個妹妹也都很出色。在她的家庭教育中，中國傳統“孝道”仍然起著作用。
應該說明，基于父系家族人倫道德的傳統，儒家孝道與崇尚個體自由、人權、人人平等的現代世界普世價值有重大沖突，因而，維護父子、君臣、男女三大不平等人際關系的傳統儒家“三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斷裂不可避免，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武斷口號并非歷史偶然。儒家文化在大斷裂后的再度復興必須經過重大轉型改造。不過，儒家仁義道德和孝道的精華，諸如敬愛、感恩、善待和回報生養了我們的父母，珍愛生命，和睦家庭，并從家庭倫理進而擴展到社會，立己立他，盡忠守責，仁人愛物，乃至“治國平天下”，建立和諧社會，因此顯身揚名，榮耀我們的父母，等等，無疑應該在充分尊重個體自由、人權與人人政治平等的文化框架內繼續在個人生命中發揮作用，為中國社會的道德重建與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貢獻。(楊丹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