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把一份為期一年的“作業”布置給全校師生:清華新百年人才培養的使命與戰略。作為“開場白”,顧秉林只講了一個話題——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任務。
“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根本任務”是個常講常新的話題,在素質教育的長久探索中,我們遇到了哪些障礙?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放棄國內教育而選擇出國留學,我們的教育虧欠了學生什么?
一考定終生讓學生“不愿嫁、嫁不甘”
李貴川,江西南昌人,20歲,當大多數90后已身在大學校園時,他早已離開校園3年。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銀行職員,家庭條件寬松、父母文化程度高是大眾對他的解讀,但理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他為何成了一個社會人?
李貴川說:“我高二就選擇了退學,我不希望在教室這一方囚籠里失去自我,當時親戚都很反對,但爸媽挺支持,讓我自學美術,在外寫生的這幾年我學到了在教室里學不到的東西。”
在大多數人看來,李貴川是一個“異類”,但越來越多像他一樣對“一考定終生”心存抵觸的人選擇飛向國外,一些參加了國內升學考試的學生也對自己的“托付對象”感到遺憾。
張娟,現在湖南工業大學就讀,高中時曾就讀于全國百強中學之一的寧鄉縣一中,且成績一直名列前20,但不幸的是,高考時她發揮失常,只超二本線20多分。“我很想復讀,但家庭經濟實在不允許,我不希望看著父母為我操勞了,所以選擇接受現實。”她說。
湘潭大學教育學教授郭新華對“一考定終生”的教育評價體系持否定態度,他認為越來越多的學生也正是基于對此種有失科學評價體系的抵觸才選擇出國留學。“‘一考定終生’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過大的壓力,讓他們更加看重書本知識,但市場越來越看重綜合素質,現行的教育評價體系并沒有與市場需求完美地結合起來。”
已在出國留學行業工作11年的啟德教育研究員劉巍認為,學生規劃求學生涯時,會將國內和國外教育進行橫縱向對比:“學生高考成績如果達到二本錄取線,基本可以進入國外排名前列的高等學府學習,科學的管理、先進的設備,這等同于與進入國內一流大學的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事實上,越來越多高考成績不理想的學生都選擇了這種寬進嚴出的方法。”
課堂教學讓學生“學無趣、術不精”
在湖南某高校,記者曾目睹十分戲劇性的一幕:
該校新聞學專業開設了管理學課程,原本三個小班總共100名學生,但實際上課的不到40人。老師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學生就在講臺下玩手機、看報紙……學生聊天聲曾一度蓋過老師的講課聲,師生似乎處在兩個完全沒有交點的環境中。
什么原因讓學生不愿靠近講臺、親近老師?該班學生黃建紅說:“別的學校同專業的同學對我們新聞系上管理的課很是不解,我們也很疑惑,難道僅是為了湊學分?老師上課索然無味,根本不注重實地教學。”
教學方法死板、陳舊、無新意,是學生反感課堂的根源。怎么做?黃建紅從一個普通學生的角度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新聞學社會實踐非常重要,學校應該多讓我們走出去。”
國外教育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剛好彌補了國內教育的缺失,這也促使更多的學生選擇出國留學。湖南科技大學教育學教授何清華表示,應試教育不利于社會多元發展、讓學生與社會脫軌、制約學生個性和創造力的開發等等,而國外高校更注重學生的個性和自我發掘。
目標盲目性讓學生“無定位、易犯難”
畢業于湖南某高校會計專業的劉樂現在一家家居裝飾公司從事文秘工作,今年4月,她通過學校組織,參加了湖南省2011年促進就業困難畢業生就業專場招聘會,投出簡歷數十份,最終接到了一份文秘工作的面試通知。
“我想找與專業對口的工作,但多數企業說我沒有工作經驗。在我們班,工作與專業對口率還不到20%,大多數人都是考研、考公務員。我們學校許多計算機專業的學生花幾萬元參加臨時培訓班,鞏固專業技能才找得到與專業相關的工作”劉樂說。
大學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是社會對高校的疑問。在眾多高校的網站和宣傳手冊上,“培養適應兩型社會發展、服務地方經濟的人才”是頻繁采用的詞句,但學生畢業時應該具備什么樣的能力、能從事何種工作并沒有具體、詳細闡述和說明,畢業生“手無寸鐵、不知所向”已成為常態。
社會開始對大學生的“含金量”產生偏執的解讀,家住寧鄉縣楓木橋鄉的張月梅在是否送兒子讀大學的問題上曾再三猶豫:“大學生都掃廁所了,讀了有哪門子用處?”湖南文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新表示,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演變,畢業生早已不再享受分配工作的待遇,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能否找到“好婆家”得靠“真功夫”,但國內多數高校教育目標的缺失讓學生難以學到扎實的專業知識。
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中國留學監理服務網總監理師、總編輯胡本未表示,雖然很多人在辦理留學業務時處于盲目狀態,但他們絕大部分的確希望有一個好的職業發展,他們看中了國外教育的先進性、實在性和明確性,這一點是不盲目的。（記者 唐湘岳 通訊員 張留 劉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