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衛平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醫生應具備哲學家的全部最好品質：無私、謙虛、高尚、冷靜的判斷、必要的知識和不迷信。我國的傳統醫學將醫術稱為仁術，晉代的《論醫》中便有“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然而，我國目前的醫學教育體系，無論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以及課程設置等方面都有忽視人文科學之嫌。應該從醫學發展的本源追溯來深刻理解人文教育對醫學的重要作用，并且向醫學教育比較先進的地區和國家了解人文教育在醫學教育中的具體實施和體現，從而完善我國的醫學教育。
1993年，英國醫學總會曾頒布了一個培養“明天的醫生”的指導性文件，提出醫學生在正式轉變為一名醫生之前，必須達到知識、技能和職業態度三方面的要求。在知識方面，除生物醫學知識外，還應包括涉及人際關系的倫理、法律知識；在技能方面，強調哲學訓練對學習基本臨床方法的重要性；在職業態度方面，則突出人文關愛和職業精神。這個文件實質是在倡導醫學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間尋找相得益彰的綜合素質養成。
“人文”一詞源于拉丁文humanists，即人性與教養，亦即人的精神文化。人文包括了人的文化、知識、宗教、信仰、道德、法律、文學、藝術乃至風俗習慣等等，凡屬人類精神活動的內容皆包括其中。對于這種現代醫學教育培養目標的推崇和強調，其實是由醫學性質決定的，并一直受到歷代醫學教育家的重視。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醫生應具備哲學家的全部最好品質：無私、謙虛、高尚、冷靜的判斷、必要的知識和不迷信。我國的傳統醫學將醫術稱為仁術，晉代的《論醫》中便有“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唐代的《大醫精誠》一直被視為醫德典范，孫思邈在其中寫到：“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同時提出，欲為“大醫”者，除醫學知識外，還需要涉獵五經、三史、諸子百家。
然而，我國目前的醫學教育體系，無論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以及課程設置等方面都有忽視人文科學之嫌。應該從醫學發展的本源追溯來深刻理解人文教育對醫學的重要作用，并且向醫學教育比較先進的地區和國家了解人文教育在醫學教育中的具體實施和體現，從而完善我國的醫學教育。
一、醫學是“人學”
醫學既不是純科學，也不是純藝術。醫學是人文科學中最科學的，是科學中最人道的。
“科學”一詞源于中世紀拉丁文“Scienti a”，原意為“學問”、“知識”，但至今還沒有一個為世人公認的定義。達爾文曾下過一個定義：“科學就是整理事實，從中發現規律，做出結論。”一般認為，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與上述科學領域不同，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本身。導致人類疾病或影響人類健康的因素不僅涉及自然科學領域，而且也緊密聯系到社會和人文科學等領域，通俗地講，醫學是“人學”。醫學的顯著特點是其為一門橫跨所有領域的科學，將其劃歸為自然科學中的分支，勢必造成醫學發展的嚴重缺損，導致醫學教育在內容和方向上的迷失。
現代醫學是在中世紀晚期受到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才掙脫迷信和教會的枷鎖而誕生的，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瑪格塔在《醫學的歷史》一書中寫道：“文藝復興帶給醫學兩個不朽的影響：人道主義和解剖學。前者使醫生改進療法，創新診療技術，使病人在許多疾病面前不必再忍受醫治時帶來的新痛苦；后者從外科學中分離出來，成為醫學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分支。文藝復興中的批判性，導致了蓋倫學派的終結。”回顧醫學發展的軌跡，可以清楚看到，現代醫學從一開始就是在人文科學的陽光照耀下成長起來的，然而現代醫學與人文科學目前的疏離也是不爭的事實。其根源在于現代醫學在發源之初就存在人文科學方面的先天不足。現代醫學初興之時，盡管教會準許了人體解剖，但其前提是“不許對人的精神和行為進行科學化的研究”。于是劃定了近代醫學“形態-代謝-功能”的物質研究方向，而將人的情感、意志、想象等歸于神學。醫學研究被局限在人的軀體之內，而將社會行為、心理過程、情緒感受交給神學處理。
應當承認，現代醫學誕生之初，這種心身二元劃分使得醫學擺脫了神學的羈絆，但隨著醫學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醫學家認識到心身分離導致現代醫學與人文科學的割裂和背離，無論在醫學的研究方面還是在醫學的教育方面，必須給予糾正。
美國著名生命倫理學家佩雷格里諾與大衛·湯姆斯瑪在《醫療實踐的哲學基礎》一書中認為：“醫學既不是純科學，也不是純藝術。醫學是藝術和科學之間一門獨特的中間科學，但又不同于它們兩者”。“醫學是人文科學中最科學的，是科學中最人道的。”
現代醫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醫學是一門幾乎橫跨所有科學領域的“人學”，人文科學是其中與生俱來的重要方面。因此，美國密蘇里大學圣路易分校的哲學系教授羅納爾德·繆森在《醫學與哲學》雜志上曾經發表當時令人振聾發聵的文章，題目是“為什么醫學不是一門科學”。繆森教授指出，雖然醫學具有科學性，但醫學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會變成一門自然科學。因為醫學是獨立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不是包容與被包容的“父子”關系，而是有交集、有關聯的“兄弟”關系，醫學作為獨立學科，有自己的目的和價值。繆森對醫學過度被科學化、技術化的時弊予以針砭，旨在喚起人們對醫學中人文科學缺失的警覺。
二、人文精神為醫學增添核心價值
一個出色的醫生不僅要有豐富的醫療知識和技能，還要具備高尚的品質和素養。全面素質的培養呼喚醫學教育中的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在現代醫學的發展中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在實際生活中具有現實意義。英國畫家路克·菲爾德斯（1844-1927）的代表作《醫生》展現了醫學人文的經典畫面，這幅創作于1891年的畫作源于畫家一段悲傷的經歷。1877年，畫家的兒子身患重病，延請當時的名醫穆瑞來診療。交往中，穆瑞的醫技和品德讓畫家感悟良多，雖然畫家的兒子還是因為病情惡化不治身亡，卻讓畫家理解了醫學的使命不僅僅是對病況的施救，還有對病人痛苦的細微體察與關懷。十幾年后，當年的場景移到了畫布上，畫面上穆瑞大夫正用深情的目光撫慰著病孩，與他交流感情，同時為思索最佳治療方案而陷入沉思，畫家本人也現于暗處，靜靜地觀察大夫與自己兒子之間的交流。此情此景，讓100年后的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溫情與力量。
一個出色的醫生不僅要有豐富的醫療知識和技能，還要具備高尚的品質和素養，正如佩雷格里諾所說：“醫學的人文學科教育，不僅僅只是教授一種紳士的品質，也不是為了顯示醫生的教養，而是臨床醫生在制定謹慎和正確決策中應該具備的基本要素，如同作為醫學基礎知識和臨床技能一樣。”這種全面素質的培養呼喚醫學教育中的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一詞起源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在傳統上被定義為基于理性、旨在提供常識而非專業技能的一種生活哲學。而當人文科學引入醫學教育后，佩雷格里諾對它做出了更具體的定義：人文素質包含了一種體現于醫療專業的各個方面，以人的價值為核心價值的精神。這種精神，專注于對個體自由、尊嚴、價值和信仰體系的尊重，并且引導了一種感性的、有同情心的處理問題的方式。
綜觀國內外對醫學人文素養的解讀，對于醫療從業者而言，醫學人文素養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內容：
1、博學多識、視野開闊
隨著學科的不斷交叉融合，健康的內涵和外延不斷得到補充，醫學也涉足更加廣泛的知識領域。疾病和健康問題不再是簡單的生理病理變化，它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與人的心理、社會等許多因素相關，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成為臨床診斷、治療和預防的重要基礎。歷史上許多醫學大家都橫跨多個專業領域，哲學、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使他們具有很強的發散性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愛丁堡公報曾指出：“21世紀的醫生，應是優秀的衛生管理人才，病人的代言人，出色的交際家，有創見的思想家，信息專家，掌握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知識的專業工程師，以及努力終身學習的學習者。”要達到上述要求，就需要醫學生具有扎實的醫學專業基礎，還要不斷豐富自己在其他學科方面的知識，形成淵博系統的知識體系，以應對越來越高的醫療衛生行業的要求和現代醫學發展趨勢。
2、溝通能力、團隊精神
在醫療工作中，醫生無時無刻不在與人溝通，尤其是與患者及其家屬的良好溝通通常對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有莫大幫助。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著名的《福岡宣言》提到:所有醫生必須學會交流和處理人際關系的技能。有效的溝通和良好的人際交往能力也有利于提高醫療效率和質量。
同樣，醫療工作中團隊合作精神也相當重要。不管是對于患者的診斷治療還是醫學研究工作，都不是憑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團隊的不斷努力，朝著共同目標互相配合、團結一致地誠摯合作。所以，在醫學教育中，教育醫學生如何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個體與集體的關系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3、道德高尚、品行端正
每個進入醫學院就讀的學生都曾許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堅守這樣的誓言，長期面對為病痛所累的患者，掌握著患者的健康和幸福，醫生比其他任何行業都更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道德教化將是醫學人文教育中的核心部分。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日內瓦宣言》規范了世界范圍內的醫德標準，形成了醫務界人士共同遵守的人文精神，曾在1968年做了修改，是世界醫學會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文件。它倡導：我們需要的并不是一個出色扮演醫生角色的人，而是正直誠實、有責任心、以利他主義為道德準則的真正的好醫生。
4、同情之心、憐憫之情
同情心是醫學生應當具備的情感基礎，為病人設身處地的換位考慮，對于提高診療效率、促進醫患關系有積極意義。有了同情之心，醫生才能時刻站在患者角度考慮問題，保護患者的情感和隱私，為患者選擇最合適最高效的醫療方案。這種同情應當在整個醫療活動中保持始終如一，不管是遇到治療上的困難、陷入財政危機還是處于緊張的醫患關系，醫生都應當秉承這種同情與理解，盡最大努力幫助病人擺脫病痛。
相對于醫生的職業技能或專業素養，醫學人文素養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非專業性技能。人文素養是專業素養的情感表現，包含利他主義的深層次的個人信仰。在醫學實踐中，醫生提高和追求專業素養的驅動力正是在于對醫德道義和職業期望的擁護。人文精神提供了點燃專業精神的激情。專業素養和人文素養不應被認為是優秀醫生的兩個獨立屬性，兩者是緊密相連互相促進的。
三、國外醫學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實踐
醫學專業人員面臨的問題不僅包括醫療道德，還涉及商業道德，在復雜的生產環境中的團隊合作，還有承擔促進公眾健康的責任。
基于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對于醫療從業者的重要性，國外醫學院校都很重視在醫學教育中開展對醫學生的人文科學教育。通過開設醫學人文教育課程、搭建醫學人文素養實踐平臺等途徑，加強醫學生人文素養的提升。
1、完善醫學院的入學申請流程
學生選擇大學學院時，不豐富的經驗及閱歷往往使他們在選擇中缺乏對未來的認知，且對于醫學院的培養目標了解也甚少。另一方面，醫學院在選擇學生時，往往注重考試成績，對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未予以重視。在這種模式下，學生本身存在的問題及醫學院招生程序的欠缺，使新進醫學生往往缺乏對人文領域的了解，而醫學院則對學生是否具備人文素養知之甚少。
針對以上欠缺，哈佛大學醫學院有學者對醫學院如何錄取更好的申請者給出幾個建議，包括要求學生在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中成績為A，以補充對于嚴格的自然科學成績的要求；在申請人的初步篩選中，若文學類成績A則額外加分；對在醫療衛生行業或慈善組織中有全職經驗者予以歡迎；在面試中面試者需回答文學作品或醫療衛生政策等問題。
2、完善醫學院人文類學科課程設置
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除了對其專業技能及素質的注重外，也應該重視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美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著手推進人文教育改革，強化了醫學教育中的人文教育。1967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醫學院首次開設了醫學人文課程，到1995年美國幾乎所有醫學院都開設了人文課程，并得到了聯邦基金支持。
近些年來，西方多個國家的醫學院逐漸形成了以綜合性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優勢為依托、圍繞醫學以及與之相關的醫學人文學科群，包括哲學、歷史、文學、宗教、人類學、倫理學以及法律等人文課程，作為必修及選修課貫穿于臨床前期及臨床實踐的整個教學過程中。美國的SanJuan Bauti sta醫學院，通過教育改革把人文課程設置為一項長達四年的基礎學科，課程設置中包括一系列與醫學道德、公眾健康、合法行醫和醫學歷史等相關的內容，通過課堂傳授、小組討論、互動的講座、案例分析、習作能力訓練、閱讀思考文獻等方式，增強學生的人文素養。
3、搭建平臺，培養醫學生團隊合作意識
醫學專業人員面臨的問題不僅包括醫療道德，還涉及商業道德（如與藥品和醫療設備公司的溝通），在復雜的生產環境中的團隊合作，還有承擔促進公眾健康的責任。
美國醫學研究所在其2003年發表的報告《健康專業教育：通向高品質的橋梁》中提到：“在衛生保健服務中加入‘團隊’意識是減少錯誤率和花費的多元化方法中的一個方面，同時可以提高衛生保健的質量。”研究所認為，隨著患者復雜性的增加以及疾病的慢性化，對提供醫療保健的跨學科團隊的需求會有所增加。正是基于對團隊合作意識重要性的認識，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于2005年開設了同時面向醫學院及護理學院學生的人文課程，為醫學及護理人員（學生）提供中立的平臺分享交流彼此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增進彼此的相互尊重，提高溝通效率，并成為一支高效的合作團隊，為今后醫療實踐的合作奠定基礎。
4、多渠道培養醫學生的醫患溝通能力
對當前的醫患關系而言，醫患關系已不再是簡單的治療與被治療的關系。在與患者接觸中，醫生所要評價的不僅是患者的病情，而且需要對患者的其他方面做出評估。
西方國家醫學院校都很重視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普遍開設了“了解病人”、“臨終關懷”等與醫患關系相關的課程，旨在傳授醫學生如何進行醫患溝通的知識和技能。美國的醫學院校對醫學生普遍開設“與病人溝通”、“病人”、“醫患溝通的藝術”等課程，而英國的醫學院校也將“醫患溝通”、“醫生與病人相處的能力”、“如何告訴病人壞消息”等內容納入了醫學教育課程設置中。此外，亦有醫學院校通過開設語言類課程以切實解決學生與患者之間的溝通障礙。例如加爾維斯敦（當地約有25%的人口的母語為西班牙語）的得克薩斯大學醫學分校，為醫科學生開設西班牙語課程，以利于醫學生更好地參與到當地的醫療保健服務中。
5、多途徑建立醫學生的移情意識
對于患者痛苦的深切體會和同情，不僅成為醫學生在醫學領域孜孜不倦探索的動力，也有助于他們更好地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同時，移情作用可以幫助與患者更好地互動。諸多學者都肯定了移情在醫學人文教育中的地位：在缺少對人類深層的同情與尊重時，人類對職業精神的承諾可能只是一種智力運用——有人把它稱為淺層職業精神或者同源職業精神。可見，缺乏移情或者同情心的醫療工作者就像是一個技術工人。
為了平衡這些限制因素，部分醫學院嘗試加強學生對疾病、事故、死亡、以及醫療保健系統如何對病人的健康狀況和日常生活產生影響等方面的認識。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指出，為了消除生物醫學的世界觀對醫學生的世界觀局限性的影響，可以通過穿插于基礎及臨床課程中的病人及病例討論，使學生、住院醫生通過換位思考，融入患者的人生經歷和世界觀，從而打破自身局限，投入到更為別人設想的“移情”中去。而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醫學院則將詩歌、文學、音樂等作為工具，使學生通過感受和理解來想象患病的困境及感受，以此加深醫學生對患病的主觀體驗，并在醫療實踐中加深對患者的理解和同情。
當然，醫學院校和相關教育者也清晰認識到，在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醫學院文化氛圍的塑造、培育和維護對于醫學生人文素養的提升至關重要。有學者認為，在學生剛進入醫學院時，只要他們沉浸在一個注重利他主義、責任、正直、尊重及同情心等品質的文化里，無論何種人文精神都可以賦予或在學生身上得以加強。出于同樣原因，如果在一個不注重上述品質的文化里，即便最具人文意識的人也很難把這種素養維持下去。
四、沒有人文科學的醫學將是人類的災難
一位偉大的醫生不僅以高超的技藝和人格力量在救助病人于困厄，同時也在職業生涯中吸取著、享受著無窮的快樂和幸福。
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大陸教育界圍繞人文醫學展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各醫學院校也陸續興起。來自醫學史、自然辨證法、醫學倫理學以及政治理論課的教學研究人員，在承擔傳統醫學人文學科的教學研究的同時，也開設了一些新興的醫學人文學課程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1990年代后，國內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建設醫學人文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必要性，各地分別召開過醫學人文的學術研討會，相關雜志也有呼吁和討論醫學人文的文章，部分哲學社會科學界和新聞出版界人士也開始關注醫學人文的問題，研究醫學人文教育的相關機構有了一定發展。這些舉措表明國內對醫學人文教育的建設有了一定共識。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在教育理念上，沒有完全認同人文科學應該是現代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培養目標設定上，沒有明確將人文素質列入其中；在教學體系設置上，相關學科分散在醫學之外，沒有形成具有特色的醫學－人文學科體系、教材和課程設置等；在教學過程中，沒有形成課程教學和第二課堂教育相得益彰的環境和架構；在教學評價體系中，缺乏對醫學生人文素質的評價指標。
我們在探索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時，應當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通識性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如文藝、藝術、政治、經濟方面的課程，作為學生的常識性基礎；另一類是能為醫學院學生提供理解醫學的復雜性和洞察病人個人體驗的人文精神的實踐養成。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史懷哲醫生所說的那樣：“一位偉大的醫生一定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不僅以他高超的技藝和人格力量在救助病人于困厄，同時他也在職業生涯中吸取著、享受著無窮的快樂和幸福”。史懷哲醫生將此稱之為“職業的福祉之源”。
作家六六在《心術》一書的扉頁這樣寫道：“這世界有三樣東西對人類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愛）。我能看到的對這三個字最好的詮釋，就是醫院。”這是作家在上海各大醫院蹲點半年后對醫院和醫務人員的高度評價。如果醫院中沒有了人類最寶貴的這些東西，醫院將是什么？
沒有人文科學的醫學將是人類的災難，醫學的人文精神長存。
講演者小傳 王衛平
生于1951年11月。1978年畢業于白求恩醫科大學醫療系，1982年獲碩士學位，1988年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1986－1987年作為訪問學者在意大利帕維亞大學醫學院兒科進修，1990－1992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院兒童醫院從事博士后學習。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教授，主要研究兒童生長發育的規律及其影響因素。兼任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醫學會副會長、教育部高等學校臨床醫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中自然科學一等獎、教育部第六屆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和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主編全國高等學校醫學規劃教材“兒科學”兩部，主編其他醫學專著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