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的六個現象分析
邵春保
新冠病毒肆虐，給人類和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失和影響，迫使不少區域按下暫停鍵或轉換鍵。人們以保持社交距離的方式在生活和工作。通過觀察疫情防控的一些現象，體會疫情帶來的影響，我們從國際政治和文化的視角作了簡要分析，深感維護健康和生命的特殊實踐，在漸漸地改變著我們的一些認知，固有的一些觀念也在不斷的調整和校正中，趨向客觀和真理。
一是共同防控促進著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
疫情防控中我們關注到，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交融，在于充分的實踐和切實的利益。民眾在疫情期間戴口罩，是東方易于接受的一種文化習慣，能起到顯著的防病作用。面對病毒流行，戴口罩就是某種程度的隔離和防范，可以保護自己和他人。這一行為背后蘊含著集體主義和大局意識的東方文化理念。戴口罩對個人似乎束縛一些，但正是這種珍視集體和大眾的文化現象，培養出人們的組織性、紀律性和內斂的民眾性格，也養成了靠群體力量克服困難的文化習慣，構成了中國疫情期間群防群治策略的文化背景。在這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多數公眾高度自覺，服從大局，積極配合，產生了良好的隔離效果，阻斷了病毒的傳播。中國乃至東方的這種文化，與西方文化推崇的自由主體、個人權利、個性張揚，屬于兩種風格。在歐美疫情大爆發時，有的政府原先不主張戴口罩，公眾對戴口罩有極大分歧，甚至抵觸，反映了文化差異。當疫情日益嚴重時，甚至在不用提醒的情況下，戴口罩的人也越來越多。經過中國等東方國家和歐美防控實踐，證明戴口罩是管用的，逐漸獲得了人們的真誠接受。可見，在健康和生命面前，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會消除理念上的差異，在接受這個小小方法的同時，也接受了東方文化。與戴口罩類似，中醫藥在中國疫情防控中成為最大亮點，反映了中醫藥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3月2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比91.5%，臨床療效觀察顯示，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了90%以上，特別是中西醫結合在中國的疫情防控中取得良好效果。正因為中醫藥的悠久歷史和成功實踐，尤其是中醫的預防實踐和漸進的內在調理方法，使世界上的患者越來越多地接受中醫藥防治，現在中醫藥已傳遍全球183個國家和地區。疫情防控不僅可以分享中醫藥的經驗和成果，更會在災難深重的時候，促使人們加深對中華文化和傳統的認識，進而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抗疫中的國際合作和相互援助，本來是好事，有時卻不被認可。除了復雜的政治動機外，也說明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在實踐中逐漸產生的。人類受母體文化影響，在認識事物和處理事情中，似乎都有一種預先設定和價值偏好。走遍世界各地，嘗遍各種味道，總感覺還是母親的飯最好。人們只有在實踐中經過比較，體驗到某種文化的合理性和實用性，才會接受和吸納這種文化。此外，民族稟賦、歷史長短、開放程度、科學精神，都會影響我們對不同文化和異域社會的認知和接受，例如對防控中群體免疫的不同認知可能受文化差異性影響。可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暫時的沖突和誤解，從更長遠看將逐漸走向理解和交融。
二是防控疫情驗證著某些價值觀的客觀性。
疫情初期為防控蔓延，中國及時采取封城和隔離措施。對此，有人認為封城和隔離，限制自由，不講人權，沒有民主。這里有文化差異的影響，但也讓我們有機會從危機治理的角度，近觀人權、自由、民主、平等的現實意義。發現這些理念在疫情防控的認識中受到局限，如同大水退去后祼露的海灘和河漕，沒了碧水蕩漾、波光粼粼的美感。當疫情蔓延到歐美國家并日益嚴重時，不少地方也陸續采取封城或隔離的行為。實踐表明，封城、隔離等措施讓中國公眾感染數減少96%，采取同樣措施的其他國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想到發展中國家過去一再強調人權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只有在面對殘酷現實的時候，人們才能體會到其真正的意義。有人說衡量社會文明程度有兩個基本尺度，一是人的健康權、生存權，二是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如果沒有健康權、生存權和發展權，就談不上其他自由和人權。無論群體免疫多么具有理論上的科學性，無論年事較高的老年人在物競天擇的邏輯下多么應該讓出有限的醫療資源，在沒有付出最大努力前，這些方法似乎缺乏人性、人權和平等。我們應竭盡全力去盡少地感染、盡少地痛苦、盡少地失去生命，不管是年老者還是青壯年，不管是富貴者還是貧賤者，唯有如此才能折射出人權、平等、公平、正義的光輝。中國在抗疫中能治盡治，能救盡救，把挽救生命放在第一位，因為健康和生命同自由和人權是一致的。如果在疫情面前，窮人和弱勢群體連生命和健康都不能維護，更難遑論人權、自由和平等。有人說病毒是個明鏡，因為它對任何人都一樣，不分貴賤貧富。因此，我們要從最起碼的人權和平等做起，普遍地保障生命和健康這些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進而追求更廣泛和更深刻的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實踐證明，當所有人都能享受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它就更有意義；當人權、自由、民主、平等首先包含了生存權和發展權，它才更顯真理的力量。
三是防控疫情透視著某些制衡機制的異化。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中國運用舉國體制積極防控，展現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貫徹執行能力和積極應對能力，抗疫中堅持以人為本，不計成本地幫助群眾生活，救助患者生命。在自身困難條件下真誠地對外援助，遭受謠言譏諷也仍然堅持，深得國際社會認同和贊譽。而美國有如此多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出乎人們的預料，大家都知道它有充裕的物質基礎、醫療條件和治理能力。但從媒體和網絡報道看，他們的信息傳達偏差，決策遲疑，出爾反爾，眾議院聽證會認為政府對疫情傳播警惕性不足。執行中，聯邦與各州爭執不休，缺乏防控資源和醫療保障，對疫情在社區傳播沒有作為。種種亂象給人隨意和專斷的印象。問題是這樣的做法還在繼續，似乎無人能夠制止。可能在應急治理過程中，“三權分立”等制衡力量也要“讓路”。但是在人命關天的疫情防控中，如果政府未及時調整策略，不管是決策或執行有問題，人們都期待制衡機制發揮作用，盡快地糾錯并實施有效方法。失望的是，這個制衡機制在最需發揮作用的時候，沒有展示出功效。不知美國這個糾錯機制是否仍然有效，自身調整還需多長時間。但從今年2月初美國總統國情咨文現場，有兩個鏡頭讓人感到一種裂痕：一個是對伸過來的手熟視無睹，不去對握，賭氣似地刁難和羞辱，制衡機制的信任基礎瞬間崩塌；一個是雙手撕碎演講者剛講完的咨情文本，打破了三權制約的一體性。近來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稱，總統應對疫情表現“不及格”，造成美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危機。政府和眾議院之間相互提出意見，看似在制約，其實這些意見又被兩黨分歧和競選斗爭所抵消，終究在防控上于事無補。許多人感到那個制衡沒了底氣。曾幾何時，人們對稱之為威權型和民主型，或緊密型和松散型的國家體制頗有爭議，但不乏分歧者中有人對三權分立機制持相同意見。因為資本主義從一次次危機中走出來，除漸進地吸納社會主義因素外，三權分立的制約機制起了一定作用。近些年，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西方政界和有識之士關注到三權分立的式微。曾經有效處理水門事件的權力制約機制已逐漸遠去，如今名存實亡的制約機制似乎產生病變，走向異化。新的研究表明，無論緊密型或松散型，每種類型國家并非單純使用一種方式，實際運行中是緊密與松散交互使用，只有在決策和執行之間，以及分別在決策和執行中，兩者匹配得當時，才有較好效果。國家體制差異影響權力支配的力量，也會影響重大事件治理的效果。中美防控疫情各有特點，美國對中國或污名化，或甩鍋，中國仍誠心援助美國，優劣之辨可一時蒙蔽，但終會歸于真相和常識。經過一個世紀的稱霸世界后，美國的確今非昔比，自身矛盾重重，百弊叢生，面臨深刻危機。挪威政治學家約翰·加爾通幾年前出版了《美帝國的崩潰》一書，對美帝國崩潰的預測確切到2020年，作者可能較早捕捉到其許多不祥征兆。
四是抗疫斗爭散發著“城邦之墻”復活的氣息。
面對病毒危害，國際社會溝通協調，互相支持，合作防控，竭力阻止疫情傳播。充分的交流和包容的理解，撫慰心靈，凝結共識，釋放善意，彰顯真誠，給人們以精神支持，對抗疫實踐產生著積極影響。遺憾的是，在最應體現人類友愛互助本能的時候，有的大國卻總在找茬。除了甩鍋中國和世衛組織，企圖推卸責任外，還想利用全球抗疫機會另有所謀。從美國最近宣布的幾個“獨立”看，就是要構筑“城邦國家”，建設能源獨立、制造業獨立、經濟獨立、國界主權獨立的國家，強調別人無權干預，不依靠別的國家。這些內容與全球防控氛圍極不協調，可能還隱含更多意圖。由此，想到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牽頭籌建國際聯盟，到最后卻拒絕參加。美國的這套做法具有歷史淵源：從華盛頓的孤立主義到小布什的單邊主義，再到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從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到保守主義，再到正在興建的“城邦國家”，有其一脈相承的衣缽和實質：一是當世界對其有利，美國就積極參加且占支配地位，當對其不利就抽身而逃，管它巨浪滔天。一戰后美國拒絕參加國聯是考慮英法勢力猶在，美國實力不足以影響當時的世界格局，擔心受制于人，便隱身不露。現在世界處于極大困境，美國沒有承擔大國責任，缺少合作抗疫誠意，偏執于新的競爭對手，為了“去中國化”，不顧全球生產鏈、供應鏈斷裂可能造成的沖擊，以及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二是美國要建立的獨立王國，就是要避開世界一體化的力量，劃整為零，以自己的優勢與一個個國家單兵較量，用收買、欺騙、交易等手段巧取豪奪，將他國和地區的資源、利益聚集在其手中，成為其能源、生產、貿易獨立的基礎，以美國為圓心向外多線條輻射，形成勢力覆蓋的獨立王國，以防在激烈的世界競爭中霸權旁落，謀求永遠獨霸世界。三是資本主義在從自由向保守的發展中，更加走向極端，甚至要復活“城邦國家”。基辛格博士敏銳地看到這種嚴峻形勢，他認為“目前美國民意分化，必須有一個有效率、有遠見的政府來克服當下在規模上和全球范圍內前所未有的困難。”“這場流行病已經導致了一種不合時宜的現象，在一個依賴全球貿易和人口流動而繁榮的時代，城邦國家的城墻正在悄然復興。”表達了這位資深政治家的擔憂和警示。基辛格所講的民間分化和前所未有的困難，反映了資本世界的激烈矛盾和沖突。城邦國家或者筆者所稱之的“國家封建主義”，僅僅迎合了部分資本的壟斷利益，但它挑戰了更多的資本勢力。資本主義制度體現的是資本、市場、競爭、壟斷等特征，具有把資本延伸到國外、擴大世界市場的優勢。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源于新教教義倡導的信用和契約倫理。當今美國喪失了原有的“資本主義精神”，沒有了早期的包容進取，失去了資本主義曾經擁有的信用，既顧不上美國內部的其他資本和市場，更不顧其他國家的資本利益，必然造成資本世界的沖突和混亂。對世界發展而言，美國違背契約精神，并以美國優先取而代之。美國強調的所謂獨立，不是殖民地要求的主權獨立，不是主權國家面臨外部封鎖的民族獨立，更不是小農社會那種封建獨立，而是要在強大的獨立主權和遍布世界的軍事基地、資本、美元基礎上，建立維持霸權、逃避義務、蠶食全球的獨立王國。這個獨立王國的利益極端狹隘，且不說多邊關系秩序崩裂后大部分國家利益受損，還可能逼迫一些中小國家倒退至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這種畫地為牢、拒絕競爭、分化瓦解的封建意識，破壞現存秩序，阻礙社會發展，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倒退。資本主義相對于封建主義是巨大的進步，當初它的資本和市場敢于沖破束縛，現在的資本力量和市場力量更不會聽憑政客擺布。雖然資本主義面對新的社會進步因素，暴露出許多弱點和不足，那只看不見的手，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和其他社會制度的挑戰下，已力不從心。但是面對“國家封建主義”，那只手仍然具有無比威力，可以輕易掀翻封建腐朽的東西，別說還有許多新生的社會力量加持。社會是按照規律演進的，即便有人總想以自我意愿支配世界，但歷史不容倒退，社會終將前進。
五是防控疫情徒增脫鉤和逆全球化的行為。
病毒沒有國界，環球同此涼熱。為全球合作抗疫，阻止疫情跨境傳播，一些國家采取積極的外交、海關、移民、民航等措施，各國相互理解，加強溝通配合。但是，疫情在中國暴發初期，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卻聲稱，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機會回流美國。當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美國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時，卻要求在外美國人盡快返回美國，庫洛德呼吁美國企業撤出中國，所有費用由美國政府支付。美國還宣稱要建成一個獨立生產的國家，美國未來將獨立于全球供應鏈之外，永遠不會成為一個依賴國。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國家利益》發文稱，“美國否認中國在美國構建的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實際上是在刺激中國去建立與既有體系規則完全不同的獨立平行體系。”在全球緊張抗疫斗爭中，共同挽救生命和健康是最緊迫的任務，此時用一系列脫鉤措施，企圖結束全球化不合時宜。但這樣做符合美國推行的單邊主義、國家封建主義，逆全球化正是一種實現策略和方式。實際上，從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就不斷地“退群”，退出巴黎氣候公約、TPP、北美自貿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朗核協議、中導條約等等。同時主張美國利益至上，不再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執著修建橫亙在墨西哥與美國邊境上的隔離墻，挑戰遵守秩序的國家，破壞多邊關系和全球貿易體系，常用行政干預和威逼利誘等手段與各國分別過招，獲取正常經濟秩序下不能得到的利益。特朗普似乎將國家作為一個大企業在經營，將各個企業當作其內部組成部分在運轉，似乎總統履行著老板的職能，只求利益，不計其余。其實，人類、國家、世界，除了利益還有很多，正是許多要素構成了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從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而言，在如此艱難的時刻，執意要自我孤立于世界，全球化有可能暫時停擺。然而，違背發展潮流的言行，很難經受歷史考驗。全球化不是一把雨傘，可任意地撐開和合攏。全球化是歷史趨勢，世界市場也是產業和資本的需要，它們的趨利性和產業鏈發展，不可能脫開中國這個最龐大的市場、最齊全的工業門類、最重要的產業鏈環節。政府可以干預某個局部或時段，畢竟行政的力量扭不過市場的力量，更無法對抗趨勢。面臨全球抗疫，倒是一個“更新”全球化的時候，因為全球化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推進發展中，可以反思、疏導以改進和完善，但不應圍堵和停止。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正在成為重塑未來的重要力量，它們代表著未來和希望。網絡已將人們的思想連結到了一起，共同的思想必然趨使共同的行為。全球化孕育了數字智能新技術，新技術正在全力推進全球化。與全球化相伴而隨的大量區域性、國際性和世界性組織，及其促進世界合作和交流的制度法律，不是可以輕易放棄的。全球化由來已久，美國等西方勢力是幾十年來的主推力量。近些年來，當全球化稍不合意，有人就想阻斷、停止、逆行，但時代和未來不會答應。全球化不是哪個國家自己的事，更不因個人意志而轉移。全球化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
六是病毒的自然性倒逼人類共同體的加速構建。
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它的自然性要求我們在抗疫中，不僅要按社會規律發展，更要遵循自然規律，自然規律更具有根本性。因為人也是自然的組成部分，也受自然規律的約束。因此，我們要將自然和社會兩方面結合起來，防止重視社會性，輕視自然性。現實中我們解決不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信仰的力量就會發揮作用，客觀規律就會展示威力。在世界各國，人們信奉各種宗教、主義和規律。信仰越堅定，對信仰者的鼓舞作用就越大，此乃心誠則靈。比如，人類有過好多機會來解決涉及自然的矛盾，僅就氣候污染帶來的問題，從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到2016年的巴黎協定，包括前期準備持續了至少二十多年，本來已經形成共識的事，總是不能如意。克林頓政府時美國簽約京都議定書，小布什在任時退出了；奧巴馬政府時美國簽約巴黎協定，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還有人認為氣候變暖是個“偽命題”。涉及全局性的氣候問題帶來的危害十分明顯，人類都遲遲不能解決，那么對于病毒這種看不見的敵人，有人在切膚之痛前，更不會特別在乎。這樣的態度和行為，會令人們所信仰的規律、自然、宇宙、主義，抑或“上帝”，對信仰者的真誠產生懷疑，進而失望于人類的所作所為。人算不如天算，自然規律總會以某種形式對人類發威。盡管疫情源頭還待科研論證，但確定的是當它超脫于人的控制后，便已成為一種自然的力量，貌似無形但瘋狂、危害和威力，一點也不亞于堅船重炮。我們很在乎核武器，很在乎航空母艦，更多因為它們屬于與人類相聯系的社會產物；而對自然方面的敵人，同樣不能掉以輕心。據報道，美國已有多艘航母、核潛艇官兵被病毒感染，950名海軍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其中，“羅斯福”號感染589人，艦長和海軍代理部長去職，社會層面的強大武力不敵來自自然的隱形敵人，恰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同病毒的斗爭，要充分地運用社會規律的內容，攜手防控，并肩作戰，盡可能消弭社會中的競爭、斗爭、沖突等矛盾；要更多地運用符合自然規律的辦法，集中力量解決人類同自然這個主要矛盾，花大氣力防控疫情。但是，人們是否真的把精力集中到了抗疫上，特別是有十幾萬人失去生命時，我們真的要深刻反思，分析原因，除了自然因素，是否還有工作失誤，政府是否應當主動承擔責任。而有的大國很少用符合自然規律的方法去防控，把病毒防控政治化、復雜化、曲解化，總是頻繁地使用政治和社會手段，熱衷于在社會層面針對競爭對手，以政治斗爭的方式來防控病毒，實乃南轅北轍。仔細反思，新冠病毒既是對人類的一種懲罰，也是一種考驗。當我們不能把病毒當作人類共同的敵人去防控，不能去反思和治理違反自然規律的問題，甚至還那么傲慢，那么病毒就會成為一種無形且狡猾的力量，有它施威的方式和手段。疫情以來的世界，有的地方喧囂讓度于安靜，污染讓度于清潔，公園街道也暫時讓度給逛街觀光的動物。捫心自問，不是自然需要人類，而是人類需要自然。在人類面前，自然擁有神一般的力量，需要人類團結、敬畏、反思和革新。
（邵春保：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