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健全道德自律、社會監督和制度約束“三位一體”的公車私用防控體系，才能將公車私用關進“制度籠子”
4月5日，有媒體曝光了河南多起公涉嫌公車私用事件。一些公車停放在河南省一些旅游景區、娛樂場所。
清明節之前，盡管各地紛紛發出禁止公車祭掃的通知，但江蘇、安徽等地還是連續曝出有人“頂風作案”而被查處。
時下，從中央到地方都紛紛出臺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相關規定，在“厲行節儉”、“輕車簡從”背景下，公車私用再度引發熱議。
“公車私用與中央八項規定、改進工作作風的要求相悖。管住公車私用背后的權力，已成社會訴求和民意所向。”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在魯照旺看來，要遏制公車私用的腐敗行為，還須下監管“猛藥”，加大監督力度，切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尤其要通過建立剛性制度來約束權力，健全查處問責機制，細化管理規定，增加違規成本。
公車私用更趨隱秘
多年來，公車私用一直是個頑疾，已成為中國一個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據權威部門披露，公車使用有三個“三分之一”，即辦公事占1/3，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
從最近曝光情況來看，在中央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全國上下狠抓改進作風的關鍵時期，公車私用的情形得到一定遏制。但與之前相比，有些公車使用者躲避公眾監督的方式也變得更為多樣而隱秘。
最常見的做法是，如果領導干部到朋友家赴私宴，司機把領導送到后，隨即把車開走，等領導需要時再來接；當規定公車不能在夜晚出入賓館、娛樂場所，就索性將車停在僻靜處之后再步行前往，以避人耳目。
還有一種更為隱蔽的做法，由于對公車私用查處越來越嚴，有些領導干部用車已由地上轉移到地下。“有些政府的公車雖然入庫，但更多國企的公車，數量卻在不斷增加。很多增加的公車使用者都是政府領導干部，而買車養車的卻是企業。”北京一位國企司機王師傅向本刊記者透露。
“有些與企業有直接關系的領導干部，一直是企業公關的主要對象。因此，有些企業會主動為其購買專車并聘任專職司機。”王師傅說。
更為惡劣的是，有媒體曝出有些公車使用者甚至故意以遮擋號牌，或套用軍車牌和假牌等方式逃避社會監督。
“目前有些地方公車私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千方百計逃避監督，不但弱化了制度的約束力，也使公車的管理規定名存實亡。”北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存在三種普遍心理
目前，公車私用者普遍存在三種心理，即貪小便宜心理、僥幸心理、“特權”心理。在這三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公車私用不僅挑戰社會大眾的容忍底線，更是對相關部門查處公車私用違規力度的考驗。
首先，貪小便宜心理。有些領導干部對公車私用抱著“公家的東西不用白不用”的心理，汽油由單位埋單，過路費不用自己掏，公車壞了也由單位修，全然把公務車看成自己私人所有。
其次，僥幸心理。有些領導干部總認為自己不會那么倒霉被查到，更有甚者自視職位高、有背景，即使被曝光也能“擺平”。
本刊記者采訪的不少市民認為，有些領導公車私用隱蔽性很強，只要不過于張揚，也沒有多少風險。“再說，即使老百姓發現想舉報，也往往不知道向誰舉報，而且舉報提供相關證據也很麻煩。”
“目前公務車除警車、城管用等有少數明顯標識的公車外，很多機關、國企的公務車與私家車樣子難以分清。公眾根本不會從車牌號鑒別出是否是公車。所以，只要不被監察部門或媒體記者盯上，被群眾舉報的可能性極小。”云南一位縣級領導對本刊記者說。
事實上，以往很多公車私用者被查處，也幾乎是群眾舉報或媒體曝光后，紀檢機關才介入調查。紀檢機關更多是過年過節進行突擊檢查。
第三，“特權”心理。有些領導干部認為享受公車是一種權力帶來的福利。自己位高權重，就應無時不刻地享受。
“在很多人心中，公車已經成為領導干部一種身份的象征，多大領導干部，坐什么樣級別的車，都有著明確的規定。”魯照旺說，“領導干部公車私用，與其說是身份的炫耀，不如說是特權思想在作怪。”
處罰缺乏足夠威懾 本刊記者了解到，盡管公車私用一直受到社會廣泛詬病，但對公車私用者到底該怎么處罰，卻一直缺乏標準。 最新發生這樣一起事例，安徽蚌埠市下轄工商所一位所長開著執法車去超市購物，在被舉報核查后近日被免去職務，同時受到行政警告處分，并扣除當月全部工作性津貼。負有領導責任的相關分局局長、副局長等受到批評教育和書面告誡，扣300元工作津貼。 今年1月，四川達州市開江縣看守所副所長胡某，在辦案返回途中用警車接放寒假的女兒被曝光，胡某受到向局黨委作出檢討、承擔公車私用費用、被免去副所長職務的處罰。 與以上這些案例相比，不少對公車私用者的處罰，顯然缺乏足夠的震懾力。譬如，南京水務集團近日對媒體曝光的本單位公車祭掃人員作出處理決定：“責令書面檢查、內部通報批評、撤銷小車班班長、扣除當月績效獎金、補交用車費用100元。”這種處罰顯然缺乏足夠懲戒作用。 魯照旺說，“在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的今天，對公車私用要有相對明確、統一的處罰規定，而且處罰要具有威懾力。” “當前公車改革最大的難點，是觸及了決策者自身的利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么多年公車改革沒有多少成效，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門不愿自斷其臂，不愿意從自己身上動刀子。” 頑癥須下監管“猛藥”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只有健全道德自律、社會監督和制度約束“三位一體”的公車私用防控體系，才能將公車私用關進“制度籠子”。 目前，各地治理公車私用的辦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直接取消公車，發放貨幣補貼；第二種是給公車安裝GPS跟蹤系統和身份識別系統，這種內部監督模式有一定作用；第三種是貼上統一標志，實行統一入庫、統一保險。 從實施情況來看，第一種本以為是釜底抽薪之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多地出現了“公車賤賣，車補賊肥”的車改結果，造成新的浪費和腐敗；第二種是一種強化內部監督的手段，但容易陷入“集體公車私用”的窘境；第三種不足之處是統一標志很容易被擦洗或撕毀，但卻邁出了外部監督的關鍵一步。 “公車改革的核心，是管住政府的收支。”魯照旺說，“目前各級政府的收支缺乏硬約束。公共開支來自于稅收，應當公開接受納稅人及其代表的監督，政府花每一分錢先要向納稅人及其代表公布。現在的情形是，政府預算語焉不詳，公共支出課目不清，公眾甚至立法機關都無法細審。” 在魯照旺看來，如果政府預決收支連一元錢的來龍去脈都列清楚，讓公眾能看明白，公車消費公開在社會公眾面前，接受社會監督檢查，那么，公車私用問題就會得到預算的硬約束。 由此可見，要想真正管住公車，除健全領導干部道德自律、制度約束外，最關鍵還是引入外部監督，借用群眾的力量。但這需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讓群眾輕易就能辨識出公車來，并有暢通的舉報渠道。 “對查實的公車私用行為，要摒棄以往不痛不癢的處理方式，毫不留情地從政績考核等方面對公車私用者實行聯動規制。”李成言說，“對領導干部公車私用，不僅要曝光，而且要實行‘零容忍’。要相信，沒有哪位領導干部愿意為一次公車私用砸掉飯碗，最終斷送自己的前程。” “此外，還可通過責令公開向社會道歉等方式，迫使公車私用者自責、自譴，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培植道德自律和社會監督的土壤。”李成言說。□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