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省武安市取締了李利娟創辦的民建福利“愛心村”。這位曾經蜚聲全國的“愛心媽媽”也因涉嫌擾亂社會秩序、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行為，被當地公安機關刑事拘留。長期生活在“愛心村”的70余名兒童，則被分散安置到當地鄉鎮衛生院、寄宿學校、醫院等。
據報道，有人舉報李利娟收養棄嬰是為了套取低保資金，并且拒絕配合警方提取孤兒DNA，還常常帶著孩子們鬧事敲詐醫院，此外她還勾結黑勢力占人田地等。經公安部門初步查明，李利娟名下存款有2000多萬元，美金2萬元，在武安有多處房產，在邯鄲也有房產。這些財產的來源還有待查清，究竟是合法所得，還是敲詐所得，尚未有定論。
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李利娟大有披著“愛心媽媽”之名行“痞子媽媽”之實的嫌疑，并且有把愛心善行與違法犯罪捆綁在一起的可能。令人悲哀的不僅是愛心善心竟這樣被拿來當槍使，更是幾十上百名孤兒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對他們來說，承受了怎樣的隱性傷害，是目前我們所無法估量的。
回顧李利娟和她的“愛心村”，從廣受贊譽的“愛心媽媽”到備受爭議的“痞子媽媽”，這個轉變也不是一天兩天完成的。那么，為什么直至今日才真正正面對待這個問題，將愛心的“是”與違法的“非”區別開來看待和處理?是因為那份“愛心”承載著社會公眾想做而做不到的期待，覺得一方面是行善，另一方面的違法就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是因為“愛心村”在慈善救助和收養孤兒法律制度尚不完善時獲得了落戶、救助補貼等愛心通道，就認為可以一直這么特事特辦下去;是因為李利娟得到媒體社會的榮譽加持，光環亮瞎了本該監管的眼;還是因為明明有法卻不執，明知其游走在法律邊緣卻想著“還是離遠點的好，畢竟她手里有孩子，惹不得”……應該說，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有。李利娟的“愛心村”就是這樣一出混雜了個人變異、集體“鄉愿”和當地政府相關部門懶政弱政的悲劇。
對李利娟這樣擁有大量光環和人氣“流量”的慈善明星，當地政府的行為邏輯難說自洽。一方面不折不扣發補貼，即便違法違規也樂見社會機構代替自己承擔公共責任。另一方面，對李利娟涉嫌的違法行為忽視縱容，憂懼并存。“愛心村”之所以能長期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愛心村”在戶籍、救助補貼等方面獲得的綠色通道，形成慣例之后為其提供了維系下去的路徑依賴。應當說，為慈善機構和個人提供便利，也即是間接救助困難群體，政府的初衷是好的，然而愛心一旦變異，就必須拿出規范整治的勇氣、決心和智慧。
這次“愛心村”的取締，是發展過程中支付的巨大成本，必須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對于事發地而言，短期內做好相關孤兒的安置工作，長期內培育健康、持久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土壤，都是非常必要的。
李利娟事件也給各地慈善監管提了一個醒，抑惡揚善、激濁揚清，讓那些需要幫助的鰥寡孤獨得到及時救助，為慈善事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以更加成熟的方式推動慈善事業健康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個體的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
從個體角度來看，光有一顆愛心還不行，真要付諸實踐，還要有與之相匹配的自律與行善能力。一方面，我們固然需要更多愛心善行，凝聚社會的正能量，給那些真正行善的人以榮譽和激勵。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做慈善“小馬拉大車”，結果拉不動撂挑子，甚至別有用心者上演悲情表演以圖占據社會慈善資源。對個體來說，慈善也不是一捐了之，對政府和慈善機構來說，更有大量工作要做。
從制度角度來看，應該說在諸如“愛心村”這樣的機構管理上并非無法可依，《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民辦非企業單位年度檢查辦法》等都對相關情況作出了明確規定，關鍵是能否做到嚴格執行。這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在面對慈善機構時要有效提升監管意識和監管能力。李利娟事件說明，完善公益慈善機構管理這方面，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回顧李利娟和她的“愛心村”，從廣受贊譽的“愛心媽媽”到備受爭議的“痞子媽媽”，這個轉變也不是一天兩天完成的。那么，為什么直至今日才真正正面對待這個問題，將愛心的“是”與違法的“非”區別開來看待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