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兩會召開前夕，新華網開展了“你最關心的話題”網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分配不公問題在18個選題中位居第一。兩會期間，分配不公問題也是代表委員們討論的一大熱點，成為議案提案涉及最多的問題之一。這從某種程度說明，分配不公問題已引起社會各方面高度關注，廣大群眾對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緩解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充滿期待。
收入分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解決好分配不公問題，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任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 當前我國存在哪些分配不公現象？
公平，一般地講，反映的是人們追求利益分配合理性的價值理念。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中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傳統。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曾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人們之間收入差距不大，但趨于絕對的平均主義,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改革開放后，逐步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踐證明，這一制度適合現階段國情，激發了社會創造活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
但也要看到，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現象，許多群眾對此反映比較強烈。
比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數據顯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為57.5%，比1992年下降10.8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比如，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據統計，從1997—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盡管這里面有統計口徑變化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報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趨勢。有學者認為，當前初次分配中“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勞動在各種生產要素中的地位不斷下降。
比如，壟斷行業收入畸高。一些行業憑借國家賦予的壟斷地位輕而易舉獲取高額利潤，并將其轉化為員工的收入和福利。而這些過高收入與員工的勞動貢獻和企業的真實業績并不相符。
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如一些單位私設“小金庫”，巧立名目濫發津貼補貼、非貨幣性福利等；一些行業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漲價；一些行業人員收受紅包、回扣、出場費等。這些被稱之為“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難以統計，也難以納入收入調節范圍。
還比如，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不及時，與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不相符。一些企業不執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不按規定給工人繳納各種社會保險，隨意壓低、克扣工人工資，特別是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久治不絕。
由于分配領域種種不公問題，導致我國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城鄉之間看，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36∶1，擴大到2009年的3.33∶1；從區域之間看，東西部地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09年浙江、貴州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4611元、12862.5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0007元、3000余元；從不同群體之間看，高收入階層財富增長較快，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而另一方面，我國絕對貧困人口超過4000萬人，低收入群體還有2.7億人。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處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基尼系數約為0.47。對我國這樣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雖然基尼系數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個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貢獻高低造成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應該的，是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現。
因此，理解分配不公關鍵是要明確分配公平的標準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應看分配與勞動等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是否相稱，貢獻多則收入多，反之則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應看政府是否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福利等手段對分配進行必要的調節；在三次分配中，主要應看高收入群體是否承擔社會責任，拿出部分財富幫助困難群體。
知識點
基尼系數和洛倫茲曲線
基尼系數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茲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它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A/A+B）。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洛倫茲曲線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洛倫茲曲線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數也就越大。
知識點
三次分配機制
社會分配機制主要有三個層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貢獻的大小進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場機制形成。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把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來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險系統進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機制起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指動員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者行動等多種形式的制度和機制，是社會互助對于政府調控的補充。
● 現階段分配不公問題原因何在？
對于當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現象，社會十分關注，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的呼聲也很高。對此，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這些年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為什么不公平感似乎還強了呢？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真分析分配不公問題產生的原因。
有社會歷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來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實際上，有些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問題。比如，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就是導致城鄉之間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自然、歷史等客觀條件形成的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有體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目前我國還處于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體制機制還沒建立起來，而有些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規則仍然存在，體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同時，由于不同地區、領域、行業改革推進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機會、占有的資源也不盡相同，就會導致利益分配的差異。
有相關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分配問題并不單單是經濟領域的問題，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約。比如，受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勞動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會保障欠缺等。比如，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對社會困難群體的保障力度不夠，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據統計，在城鎮就業人員中，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農民工參加養老和醫療保險的不足20%和31%。
有分配制度改革滯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關系，沒有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以確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管理機制、監督機制等還不健全，對分配的調節功能有限。同時，分配的調節和監管不夠有效。比如，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逆向調節”的現象：2009年6300多億元的個稅中，工資、薪金項目占了40%以上，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對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監管。
此外，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公平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公平的訴求日益強烈，因而對分配不公的感受更加強烈。一旦對分配不公現象有直接感受，或自身的權益受到侵害，人們就會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呼聲，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和維護自身的權益。
● 為什么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不公則心不平，心不平則氣不順，氣不順則難和諧”，這句俗語道出了公平的重要性。正像有的專家所指出的，目前收入差距已經接近社會所能忍受的“紅線”，成為廣大群眾關注度最高的問題之一。分配公平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調節問題，也是關系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社會問題。
分配不公制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作為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分子，每一位勞動者都有權利平等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有權利獲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過大，是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相違背的。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體現。
分配不公阻礙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近年來，內需不足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工資性收入增長緩慢，制約民眾的消費能力是內需乏力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高收入者消費需求增長空間不大，而低收入者雖有消費需求，但無力增加消費支出。結果就會出現“有錢的人不想消費，想消費的人沒錢”的局面，使消費需求這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發揮不出應有作用。
分配不公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分配不公會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難、社會地位下降，降低他們對改革的認同感和參與改革、投身建設的積極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害怕改革觸及自身利益，則會成為改革的阻力。同時，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會導致激勵機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對通過勤奮勞動改善處境失去信心，從而喪失工作和創造的激情，使社會發展喪失活力。
分配不公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分配不公會使部分經濟困難的群體產生心理失衡和被剝奪感，引發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從而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孵化器”。當前出現的一些社會矛盾和沖突，包括許多群體性事件，很多都源于分配不公引起的貧富差距懸殊。分配不公還容易影響社會風氣，造成人們價值觀的扭曲，使“金錢萬能”的拜金主義思想容易泛濫。
可以說，分配不公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大障礙，并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明確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今年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突出強調，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調節收入分配是一場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必須照顧各方面的合理訴求，協調好各階層、各利益群體的利益，在全社會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識。同時應看到，現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態勢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強，有條件、有能力逐步解決這一問題。要以攻堅克難的精神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管齊下、多策并舉，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使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切實得到提高，使再分配的各項調控機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更加有力、有效，使三次分配的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等在促進分配公平中發揮更大作用。通過努力，逐步形成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規范的收入分配秩序，切實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
網友提問
網友：促進社會和諧要保障公平，發展市場經濟又要講求效率，那么應如何看待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
答：公平與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它們就像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不可分離。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實現，而分配的公平也有助于激發社會的活力、促進效率的提高。必須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既要看到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也要認識到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既要有緊迫感，也不能在短期內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把胃口吊得過高。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應以降低效率來追求低水平的公平，而應主要著力為困難群體提供發展機會、提高發展能力。#p#副標題#e# ● 如何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
4月的北京，春暖花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2010年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當總書記強調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時，現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隨后通過新聞媒體報道，在社會上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可以說，總書記的話既切中了分配不公問題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
當前，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已成為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問題。在絕大部分百姓的收入來源都是勞動收入的情況下，解決分配不公問題，首先要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收入，扭轉勞動收入占比持續下降的趨勢，使勞動者工資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相匹配，讓人們“勞有所得”、“干有所值”。
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工資是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資收入是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的主要途徑。據報道，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相比而言中國則差距較大。要完善和落實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隨著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等因素的變化，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和平均工資水平。健全最低工資制度，督促企業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
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就應改變工資由企業單方決定的現狀，增加工人的發言權。近年來，不少省份開始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國簽訂集體合同124.7萬份，覆蓋企業211.2萬個。應逐步全面推行這一制度，扭轉“勞方不敢談、不會談，資方不愿談、拒絕談”的局面，有效發揮對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保障作用，更好地協調勞資關系，切實維護普通勞動者合法權益。
大力促進農民增收。目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拉大，農民增收仍然困難，要完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三農”投入，財政支出、國債資金、土地出讓收入都要向農業農村傾斜。提高糧食及其他主要農產品價格，擴大涉農補貼范圍、提高補貼標準。加強對農民創業的金融和財稅支持，培育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繼續抓好農村扶貧工作，從根本上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
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調節器”和“社會發展的穩定器”，應進一步完善保障體系、擴大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積極推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益。
● 如何有效調節過高收入？
新時期以來，很多人在改革開放政策的鼓勵下，抓住機遇、勇于開拓，通過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等方式，率先富了起來。對他們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護，同時進行必要的調節，這是促進分配公平、縮小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5月31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要求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個稅征收力度，將高收入的重要來源——財產轉讓、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納入個稅征管對象。這是通過稅收手段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重要舉措，對于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將產生積極意義。
應該說，“調高”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劫富濟貧”，更不是“均貧富”，而是要通過稅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體的一部分財富交給國家，用于二次分配。當前，要進一步完善有關制度和政策，加大調節力度，既充分保護人們勞動創業的積極性、激發社會創造活力，又有效緩解收入差距過大趨勢。
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步伐，進一步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領域，引入競爭。調整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系，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使國家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在壟斷行業的權益得到保障。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加大稅收的調節作用。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加強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加強個人收入信息體系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減少稅收流失。
積極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大力弘揚人道主義精神和扶危濟困、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鼓勵先富起來的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建立健全鼓勵和引導社會捐贈的相關制度和政策，對公益事業的捐贈款項實行全額稅前列支或抵扣。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財富分配中的作用，促進民間自愿捐贈活動，吸納社會資金幫助困難群體，推動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廣大群眾對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見，其實并不是對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見，而主要是對通過違規、違法行為獲得巨額財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強烈不滿，對這些非法收入要堅決取締和打擊。應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內幕交易、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切斷違法違規收入渠道。
● 如何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國內外的實踐都證明，在一個社會中，中等收入者群體的發展壯大有助于社會穩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應該是一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數、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格局。這一觀點越來越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
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數量偏少，在全社會比重小。應通過多種措施，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規模，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進城鎮化。制約我國中等收入者階層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收入長期偏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十分重要的就是推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行業轉移，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加強農民外出務工就業指導和服務力度，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勞動力平穩有序流動。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解決好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子女就學等問題，穩步推進進城農民逐步融入城鎮，讓更多從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口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業。積極引導人們自主創業，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渠道。應進一步完善有利于勞動者創業的稅收優惠、小額擔保貸款、資金補貼、場地安排、工商管理等政策，降低創業門檻，減少創業成本和風險，為更多社會成員提供創業的機會和平臺。認真落實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
努力提高勞動者素質。研究表明，一個人接受教育水平與其收入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受教育時間越長，預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使更多的人通過攀登“知識的階梯”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加強各種類型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把低知識水平、低技能的勞動者提升到高技能的勞動崗位上，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
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是衡量國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比重只有2.3%，且來源渠道比較單一。要規范和發展房地產、股票、債券、期貨、黃金、外匯、保險市場，為居民提供多樣化的投資理財渠道。完善法律制度，加強對公民財產權的保護力度，為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提供公開、公平、公正的法制環境。
有一位思想家說過：“財富的公平分配是人類社會至高無上之美德。”古往今來，人類對于公平分配的追求從未停歇。當代中國，億萬人民必將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偉大事業共同奮斗的過程中，共同分享自己創造的甘甜果實。
觀點聲音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兩頭超載”、中間纖弱的“啞鈴形”發展，必然是病態的發展。
只有促進分配公平，才能避免部分社會群體產生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才能給全體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如果說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是政府的責任，那么分好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企業提高工人工資要算成本賬、收益賬、良心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