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還是不信，這是個問題。
北京“漂白蘑菇”調查、浙江錢運會案，種種網絡熱點都正在成為地方政府和新聞媒體公信力的一面鏡子。即使有些猜測事后證明不過是一場謠言，但民眾當初一邊倒的懷疑仍在隱隱透露著一些信息。
今天，這種“不相信”的情緒，已然滲透進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吃飯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鐵路行業解決買票難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保持公正……
有人說，幸福感源自相信。而當懷疑一切成為整個人群的集體意識，中國人與幸福的距離又該有多遠？
我們的信任去哪兒了
這是一個神奇的國度。
我們曾經對一切都充滿信任，對領袖、對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必將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但我們現在卻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態，不相信媒體的報道，不相信身邊人——尤其，“政府說什么都加以懷疑，這已經成為多數人的習慣”。
當懷疑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不管錢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慮到輿論的偏向，這難道不正揭示了一種危機？如果你是官員，你不應該感到焦慮和擔心嗎？”
不相信其實未見得比相信糟糕，懷疑有時候是一種進步，說明信息渠道多了，社會開放程度增強了。但我們的問題是愛走極端、擅長創造世界之最。所謂中庸之道只是傳說，現實是別人干不出來的我們干得出來，別人想不出來的我們也干得出來。一旦相信我們就熱血沸騰全國串連畝產十萬斤兒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劃清界線，不相信則心如死灰躲貓貓欺世碼豆腐不吃了國產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懷疑和警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因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斷發生。住，我們有樓倒倒樓脆脆樓歪歪樓薄薄；吃，我們得小心假煙、假酒、假雞蛋、假牛奶、地溝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藥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藥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條；出門，我們要提防推銷的碰瓷的釣魚(執法)的；上醫院，我們擔心假藥、無照行醫、被過度治療(香港《太陽報》近日稱，中國人去年一年輸液104億瓶，相當于人均8瓶)。此外，我們還要面對假票、假證、假中獎、銀行詐騙、假老虎、假新聞等等。
面對如此世態炎涼只能茫然自問：我們究竟該相信誰？
武漢洪山區“釘子戶”童貽鴻選擇了首都警察。在武漢他被指控扔磚頭傷人，因為不信任當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塊錢坐飛機到北京朝陽雙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樂清村民錢云會被重型卡車壓死一案，樂清警方第一時間發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數萬條跟帖絕大部分都抨擊警方撒謊，人們不相信錢運會之死的背后沒有打擊報復。同樣，在有媒體爆出八成火鍋為“化學鍋底”后，中國烹飪協會立即辟謠，但網民并不買賬，并“人肉”出協會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乃某知名火鍋企業老板的身份。
一時之間，“陰謀論”風行中國互聯網。有時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專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網民的質疑。英國《衛報》評論說：“人們對此類事件(浙江樂清案)的猜疑顯示出當局所面臨的信任問題的嚴重性。在所有國家，陰謀論在網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國有著尤為強大的吸引力。”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也表示：“不管錢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慮到輿論的偏向，這難道不正揭示了一種危機？如果你是官員，你不應該感到焦慮和擔心嗎？”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罵狂歡
魯迅說過：“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需要焦慮和擔心的或許不只是政府官員。今天的中國，讓我們不相信的土壤幾乎隨處可見且都相當肥沃。
“綠豆治百病”的張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國中醫研究院下屬的產業部門聘為養生食療專家，開講座，上電視，賣產品，利益共享。當張悟本坐鎮的建筑被以“違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關利益方的處境如何卻沒了下文。作家謝朝平因自費出版紀實文學作品《大遷徙》而遭遇陜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開謝朝平租住房前自報家門稱“人口普查的”，后來謝被取保候審。
怪事多發，就見怪不怪了。每件奇聞都會引來人群的圍觀和議論，但很快被新奇聞的熱鬧所取代。我們是能屈能伸知足長樂的民族，吃飽肚子就一團和氣。魯迅說過：“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真相沒有彈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不僅出產殘缺的身體——太監和小腳女人，也出產殘缺的精神——奴性。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在1903年的《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為一部奴隸史。魯迅在《華蓋集》中說，中國的尊孔、學儒、讀經、復古，是為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更是讓許多人都學會了說謊，而且把謊言上升到“愛國”的高度。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認為，有好些事情，因為我們做了某一群體的分子，就非做不可。這和真假對錯沒有關系。皇帝什么也沒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別有用心的騙子和愚蠢虛榮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眾也并非無辜。個人相對于體制是渺小的，但體制又由每一個人構成。但是，正如陳凱歌指出的，站起來控訴的多，跪下來懺悔的少。
我們活著，而且確實“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罵的形式變成娛樂甚至狂歡——只要沒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體現出無窮無盡的聰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軍”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剛”。我們編出《救助老人安全寶典》，我們在《阿凡達》里看到野蠻拆遷，從《讓子彈飛》的臺詞“步子邁大了容易扯著蛋”讀出政治隱喻。
除了自己，還能相信誰
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在一次公檢法系統筆試中讓18位少先隊員來監考，結果抓出25個作弊的。公檢法的責任是維持社會正義，他們自己內部的公平卻要未成年人來監督。
我們活在兩個世界。現實中，我們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們明哲保身，安安穩穩做沉默的大多數；家家都安防盜門，低層住戶都裝防盜網；我們不敢讓小孩自己上下學，學校門口有警察維持治安；我們對陌生人充滿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戶難。虛擬世界里，網絡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變成了蜘蛛俠。現實到了網絡就完全調了個兒：發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開始發言；權貴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說，現在的人很虛偽。這種虛偽甚至滲入我們的教育。百度百科有個詞條“偽文章”，指的是不惜通過虛構事實表現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編造手段之虛假嚴重到令人發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紅旗》。給兒童愛國主義教育沒問題，關鍵在于以什么方式進行這種教育。當“偽文章”充斥教科書，虛偽就不僅變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準則。
從某種角度，許多人的虛偽不是虛偽，而是“務實”，是我們多少年來在理論與實際、語言與行動、書本與生活、理想與現狀的巨大反差中總結出來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尊老愛幼助人為樂是中國民族的傳統美德，但老人當街摔倒我們不扶，因為有“彭宇們”的前車之鑒。這不等于說滿大街的老年人都準備訛人，相反，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慮是一種心魔，一旦迅速傳播很難治愈。
普遍的強大的疑慮已經成為社會的“精神疾病”。假的我們不信，真的我們也不信。當“77元廉租房”引發的憤怒被證明是一起謠言時，我們也會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們還能相信誰？
也許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歲的小學生去年在老師幫助下做了一個簡單的食品安全測試，發現他隨機選擇的14種鮮蘑中有13種經過漂白處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辦公室進行的調查稱，北京市場上銷售的蘑菇97%未檢出漂白劑，可以安全食用。一個是小學生的隨機調查，一個是政府部門的“權威發布”，你該相信誰？對1100多人進行的網絡調查顯示，絕大部分人相信小學生的檢測結果，只有8個人說他們對政府部門的檢測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關部門也在公開或半公開地表達著自己對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2009年7月在全區公檢法系統筆試中讓當地18位少先隊員來監考，結果抓出25個作弊的。公檢法的責任是維持社會正義，他們自己內部的公平卻要未成年人來監督。
“國民不相信運動”癥結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幾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關系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
對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當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現。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國墻》一文中說，中國沒有“柏林墻”，但由高強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墻”卻存在于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角色之間，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在窮人和富人之間……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與人交往合作的基礎。無論夫妻關系還是官民關系，沒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騙，自欺欺人。像那個段子形容的：官員們哄百姓開心做做秀，下級哄上級開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開心做做飯，自己哄自己開心做做夢……哄來哄去的結果就是魯迅說的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的“普遍的做戲”，也是嚴復所說的“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作于偽，終于無恥”。
縱觀近年來的網絡熱點事件，資深網友黎明如是總結：只要是涉官、涉權的都會出現這個規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經變成了“老不信”。黎明認為，解決這場“國民不相信運動”的辦法就是政府退出“經濟競爭”，不與民爭利，更不奪民之利，不作為糾紛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現。
周國平在北京大學做過一篇演講，題目叫《中國人缺少什么》。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的嚴重弱點是重實用價值而輕精神價值。中國人缺少的不是物質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靈魂生活和廣義的宗教精神，所以沒有敬畏之心，沒有自律。幾十年來的經驗證明，財富未必能帶來尊嚴，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飛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們更是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上帝、馬克思、老天爺和十八層地獄都既不能讓我們敬，也不能讓我們怕。當下的游戲規則就是不要規則，不懂這個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訶德，只能等著被淘汰。最近一項面對上海市民的調查顯示，有超過90%的人認為誠實守信會在不同程度上吃虧。
但是，中國有句老話，吃虧就是福。西人也說，被騙也比騙人強。歷史告訴我們，判斷事物的標準往往并不在當下。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更是時間。違背常識的情況無論多么普遍多么強大都不可能長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幾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關系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
對話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基層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斷損失
一些單位機構做過的調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級次之，地級再次，縣級最差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亞君發自北京 “中國互聯網進入全民圍觀時代”——這是2010年歲末，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的《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最受關注的一句總結。
這意味著，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著4.2億中國網民大軍，他們在虛擬平臺上觀點交鋒、意見發布。與此同時，一方面是社會參與意識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單學剛則坦言，政府的話語體系與網民的期望尚有距離，這是“圍觀”平臺上，影響政府公信力建設的主要障礙。
“地方政府的話越來越不被相信”
《國際先驅導報》：一些突出的熱點事件，比如“李剛事件”，會給政府公信力帶來多大程度的損害？
單學剛：“李剛事件”比較典型，它涉及到中國社會的很多領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學校“樸素”的維穩觀、學術誠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會矛盾的很多領域，所以很受關注。“李剛事件”和“浙江樂清村長之死”可以說是去年最受關注的事件，這些事件給了社會輿論一個宣泄的窗口。網民利用這些事件進行了情緒上的宣泄。“李剛事件”，對整體“官二代”的形象、官員形象都有負面作用。
這一事件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應對突發事件，信息透明、公開，不能以維穩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網絡是社會情緒的宣泄窗口，用傳統的維穩觀去應對微博背景下的媒體環境，(會)構成很大的矛盾。這個事件還留下一個隱患：事發后出現了幾十萬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剛”；“飛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剛”等。很多娛樂化的造句，對政府公信力也好、對官員形象也好，是一個長期的負面效果。“李剛”已經變成了不良官員的代稱。
Q：你還提到了最近剛發生的“浙江樂清村長之死”事件，我們看到，當地公安機關的信息發布速度是比較快的，當地也第一時間開通了微博，這些方式對政府公信力建設有幫助嗎？
A：這確實是一種積極態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寫道“我們為何患上‘迫害妄想癥’？”就是說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個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為什么非要先設定為有迫害嫌疑？這是大家對政府不信任的體現。開通微博、兩手準備去調查的態度都是這一事件應對中的亮點，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復公信力。
Q：“迫害妄想癥”與2009年相比，有加深嗎？
A：隨著時間的推移，某種程度上可能會有。并且和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有關。矛盾的過程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長期以來，因為一些事情沒有處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種時間段上，在某個突發事件上就有明顯的表現。但也不能根據這一點去判斷現在官民關系就一定怎么樣。沒有科學數字，很難得出一個主觀的判斷。只能說，隨著矛盾的加深，在某種情況下某些問題上可能會被激化。
Q：那么根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研究，雖然沒有科學的數字，但對當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關系有沒有一個恰當的判斷和表述？
A：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斷損失。這點上，有其他一些單位機構做過一個調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級次之，地級再次，縣級最差。這反映出老百姓對中央政府還是有一個比較高的評價，但在基層，很多基層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縣市級的政府公信力確實有減弱的跡象。表現為，政府的話越來越不被相信，覺得是在編造。還有對當地公檢法機關是否能把問題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質疑，不相信官方的結論。
Q：除了上榜的網絡熱點事件，還有哪些監測的案例能印證這個說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鳳凰女墜樓事件”，雖然對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緩)，但是大家還是對此頗有爭議，就是因為當地機關一開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還有“寧夏吳忠跨省抓捕王鵬錯案”，人們質疑，很多時候，為什么要采取一種極端的方法來抓捕網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問題，為了掩飾問題所以采取這種比較極端的方法。
負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別還有拆遷問題，從唐福珍到江蘇東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黃的拆遷事件，通過微博的推動，成為全民“圍觀”的事件，對當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減弱。
大家突然都不說的事情，就是一顆“定時炸彈”
單學剛和同事的研究發現，隨著近年來社會矛盾的加劇，“意見領袖”的價值立場發生明顯分化。一部分人對社會的漸進發展失去耐心，趨于激進；另一部分人依然堅定地選擇了體制內改革的立場。“如何團結和借重其中理性的聲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聲音；如何凝聚‘意見領袖’推進改革的基本共識？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及相關部門付出更為誠摯和細膩的努力。”他說。
Q：政府的話語體系和輿情表達的訴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觀點有分歧也比較正常，因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和出發點上。有些事件是在試圖尋找這種交叉點，雙方都在向對方立場靠近。比如“躲貓貓”事件后的追責處理。但是有些事件因為地方政府的推諉、拖延，到最后雖然大家都不說了，但是與網民的預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這些事件我們就稱為一顆“定時炸彈”，表面看起來已經過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現了類似的事件或者相關事件，這一事件馬上又被提起，而且會變本加厲，有點像揮之不去的陰影。
網絡輿情表達的訴求主要有兩點：第一是真相，網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壞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辭；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責任，哪個環節出現問題了，誰應該負責？影響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責任。當然，真相可能很復雜，也許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說清楚，但是要有一個好的態度，對信息積極通報。最近幾個案例還不錯，比如“跨省追捕王鵬錯案”，媒體披露后第三天，當地公安機關最高的兩個負責人就被免職了。這與以往相比，已有很顯著的提高。
Q：輿情監測室每個季度發布“地方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排行榜”，制定這個榜單有助于緩解地方上的官民對立嗎？
A：還是有助于的。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那么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應對突發事件，而現在應對突發事件，離不開網絡新媒體，所以能不能處理好突發事件，能不能處理好突發事件中和新媒體的關系，也是考驗地方政府執政能力和執政力度的體現。
Q：去年四個季度的榜單變化明顯嗎？
A：從政府應對這個角度上講，應對的速度和態度是有所提升的。發現問題早，更早地控制事態發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來后大家會明白透明、公開的重要性。另外運用新媒體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開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設立新聞發言人，和網民進行互動。當然，還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況下，有關部門試圖進行好的處理方式，但是對新媒體的特點還不是很了解，所以導致回應的時機、講話的方式和網民預期有一定差距。
Q：一邊是突發事件產生的破壞力，另一邊是網絡問政的建設力，破壞力和建設力現在哪個力度更占優勢？
A：我覺得一些基層政府公信力的損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復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對于基層政府而言，一些具體事件，比如拆遷事件，這個事件到底有沒有責任，誰的責任，是可以說清楚的，但是整個社會對強拆的不滿，是難以扭轉的。所以對基層政府來說，如果能把每個環節都處理好，那么它就是在為扭轉全局做貢獻。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轉變過來。目前這個階段破壞力很嚴重，就是現在一點點積累起的社會矛盾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暴露，所以也要給大家一點時間去進行良性的互動，去一點點提升公信力。
專家視角：重構信任，我們才能獲得幸福
【訪談對象】周瑞金 著名社會評論家、知名學者
【主持人】鄧媛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維穩舊思維影響政府公信力
《國際先驅導報》：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關于“信任”的話題出現，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機關的某次調查結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有深層次的原因。綜觀農村目前的群體性事件，和土地拆遷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多數是有關的。土地拆遷引起的矛盾，農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地方政府發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農民維護自己權利的方式當作影響穩定，于是又從維穩的角度去處理問題，不善于正確處理這種關系，反映了我們維穩的思路比較片面。
這兩年我們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觀的原因、主觀的原因，以及在處理老百姓利益問題上的政策有實際的困難。我覺得上級領導起到比較關心的作用時情況會好一些，但是上級領導不出來時，基層政府和老百姓的對立就比較明顯，很多事情很難解決。比如，錢云會事件，從目前掌握的證據來看，被謀殺的可能性比較低，但是要說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難以相信。我認為當地公權力介入時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離起來。怎么做讓老百姓覺得比較公正？這里有方式方法的問題。
總體上看，目前爆發的群體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遷的農民權利的維護問題；另一個我們的維穩的思維邏輯和農民維權的邏輯發生沖突，顯示出什么叫穩定，農民有意見不能當作不穩定，要正確處理，調整維穩的思路。公信力問題涉及到這兩個根本問題。
Q：提到基層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實際的困難，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體的困難主要因為和老百姓的關系，基層政府一般處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線，和老百姓的沖突會經常發生，小事情也會變成大事情。基層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對的是直接的群眾。不像上層領導隔了一層，相對好處理一些，所以基層一般發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時，特別需要上級領導及時介入。一方面能夠指導基層干部如何正確對待，同時也能夠全面看到問題所在，能夠介入解決一些問題。再回到浙江樂清村長之死這個案例上，村長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關。建廠的征地補償夠不夠？如果存在問題，那么政府要承擔責任，上級領導需要緩解村民情緒，指導鄉村一級的干部解決問題、維護農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階段？
A：從目前來看，我覺得現有的沖突主要是內部矛盾，處理利益關系調整上的問題。群體性事件，爭利不爭權。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維護自己權益。中央提出要善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在市場經濟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必然部分農村土地涉及到征用，農民被征地后被補償多少合適，這些問題上需要有法制的規定。
現在舊的拆遷法被批評很多，但新的拆遷法遲遲沒有出臺。這說明問題很復雜。農民維權不僅是土地拆遷，還涉及到陵權、礦權和當地老百姓的關系、環境污染問題等。
市場競爭焦慮讓人與人疏離
Q：除了官民之間的信任，其實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為爭房產，親人之間也能反目成仇；去醫院看病，患者不相信醫生等。
A：公民之間的關系反映了我們面臨的社會轉型期的一個問題：市場競爭的焦慮。市場競爭引起的焦慮彌漫在這個社會。以前階級斗爭時，通過政治運動來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改革開放后不搞政治運動了，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了，個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于是，每個人都想爭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視，別人獲得的自己沒獲得，就會有焦慮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爭奪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發，又產生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也就是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對立情緒，進一步產生仇官、仇富情緒。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加以疏導，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規范，要從物質主義、享受主義和金錢至上的思想中解脫出來，更多關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關懷，把公民的精神層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際關系在社會轉型期間，總會有一個調節的過程。所以這里面需要有一個社會基層的自治，社會的問題交給社會自己治理。公民之間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監督，要形成公民社會的規則。
Q：從精神層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現在精神病患者越來越多，人們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說即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還是會有失落、幸福感比較低，缺少滿足感。人對物質的追求需要滿足感，對人與人競爭結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滿。這種情緒是在競爭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們社會加以引導和疏導，正確的社會管理。政府適當管理，有一個仲裁的機構滿足人們對公平的調節。
總之，我們需要從法制、建立公民社會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構信任，獲得幸福。。(本報實習記者胡萍萍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