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前即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天國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在廣西轉戰了近一年半時間。1852年6月，楊秀清率軍沖出蓑衣渡，進入湖南。入湘后的太平軍，如蛟龍入海，立刻翻起巨浪。太平軍所向披靡，連克永明、益陽、岳陽、武昌。從武昌出發進軍金陵，太平軍萬船齊發，又有陸師夾江而行，號稱50萬大軍。太平軍自武昌經安徽、江西，直抵金陵，勢如破竹，清軍無力招架。雖然南京城高墻厚，也只用了十天時間就被攻破。太平軍發展如此之快，戰斗力如此之強，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有一個堅強廉潔的領導班子。太平軍的領袖們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計便行”。良好的作風增強了太平軍的戰斗力。然而這樣一個領導班子在進城之后就迅速蛻化，最終導致天京政權的敗亡，這其中的原因與教訓是很值得我們深刻總結并引以為戒的。
過早建都喪失銳氣。1853年3月20日，太平軍攻克南京，3月29日，楊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決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為天京。建都問題，歷來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問題。太平軍攻占武昌時，就存在著去向問題，北進河南則威脅清京，東下金陵則有可能形成割據局面。如今太平軍已順利攻占南京，同樣又存在著去向問題。如果以南京為根據地，然后向北發兵，把戰略重點放在推翻清王朝上，這樣的話，太平軍就應集中精銳部隊及最有權威的將領進入河南、河北、山東，兵鋒直指清廷，這當是太平軍攻占南京的戰略抉擇之一。如果過早在南京建都，太平軍必然以保衛天京的安全為目的來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進攻階段就會停頓下來，銳氣就會減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實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這卻是出自洪秀全、楊秀清的意愿。太平軍離開廣西之后，便有“取金陵為本”之議。楊秀清認為只要占領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領黃河以南。洪秀全則多次稱南京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為奮斗的目標。可見，在建都問題上，洪、楊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經指出：“在戰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戰爭中，在沒有獲得任何決定性的勝利之前，迅速行動是一個基本規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頁）占領南京當然不是決定性的勝利。洪秀全、楊秀清們理應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動起來，率主力部隊越過長江，乘清軍已如驚弓之鳥之際，向江北推進。時值三月，天氣轉暖，士兵生活容易適應，加上皖北、山東饑民甚多，太平軍一到，饑民相率加入太平軍，形勢當會有重大發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還未推翻，革命的歷程正急速地向前發展之時，突然停止了腳步，這就給清廷留下極大的喘息機會。清軍在驚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營，使太平軍的作戰部署不得不以護衛天京安全作為主要任務。太平軍戰略上由主動進攻轉為被動防御。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由于貪圖安逸而逐漸喪失了革命銳志。
農民階級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國起義帶有舊式農民戰爭的烙印。農民階級的分散性、守舊性，以及眼光短淺等毛病，在太平軍中都有突出表現。許多太平軍將士參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變貧窮落后的經濟地位。用太平天國名將李秀成的話說，當時太平軍將領號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飯”。這和舊式農民起義者的動機是一致的。許多太平軍將士在參加革命隊伍時，就是抱著當將軍、當丞相、當夫人的目的來的。太平軍將領也用這些來鼓動士兵英勇作戰。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圍時，號召“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因為這樣做了，就能“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這樣的許愿在楊秀清發布的布告中也出現過。為了達到這些不太清晰的目標，他們作戰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犧牲。他們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但最終總是歸于失敗，這是歷史的規律，也是歷史的局限。
正是因為這樣，歷史上再高明的農民領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國家的軌道行事。洪秀全本來是要建立一個新朝代新國家，但在永安封王時連一個合適的名稱也找不到，只好“姑從凡間歪例”，把左輔、右弼、前導、后護各軍師都封王，稱為王爺，并相應地制訂《太平禮制》來規定各級官員的尊卑和特權。洪秀全還在《天父詩》中公開宣揚封建道德中的三綱五常，說什么“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臣錯無主錯”。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政權形式一經沿著封建政權的軌道走下去，性質就變了，領導人的思想就變了，對革命事業就失去了支撐的力量。
神權左右皇權導致核心矛盾。歷代農民起義常有披著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來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如張角以太平道為號召，朱元璋信奉白蓮教等等。但當這些宗教組織演化成農民起義，特別是建立了農民政權，或農民起義領袖稱王稱帝之后，一般都放棄宗教組織，專心進行奪取政權或發展革命勢力的斗爭，如朱元璋稱帝之后，立即取締白蓮教，禁止其活動。而洪秀全則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賴拜上帝教，教權就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國的天王。作為教主，他雖然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他卻失去替天父、天兄傳言的權利。金田起義前，出于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楊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認。楊秀清作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隨時制約洪秀全。洪秀全作為天王，卻沒有實際權力。這就使楊秀清的權力過大，造成洪秀全權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實，洪秀全并不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機會。假若在金田起義或永安封王時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組織行使職能，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資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為天王的權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權和神權并行，神權實際上又高于王權，而神權又落在大臣楊秀清手中，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楊秀清的矛盾，而這兩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變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蕭朝貴在長沙犧牲，天父代言人楊秀清又在事變中被韋昌輝所殺。所謂天父、天兄人格化本來就是個騙局，楊秀清被殺更是騙局的暴露，太平天國出現了空前的信仰危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話就是謊話；宗教一開頭向我們說明某種人的事物的時候，不就把這種事物說成某種超人的、神的事物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頁）洪秀全向教徒灌輸的上帝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襲殺時并沒有顯示出這些權能，人們自然不會和先前一樣，虔誠地去信所謂的皇上帝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導致分散主義滋生，使太平天國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難有回天之力。
腐敗從根本上動搖了太平天國政權的根基。太平天國的腐敗是和建都天京同時產生的。盡管洪秀全曾經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以強凌弱、爾虞我詐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這些從西方基督教教義中撿來的貨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沒有深化，也沒有消化。洪秀全很難把這些平等思想付諸實踐，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級制度，即《太平禮制》所規定的等級來規定自己所應該享受的待遇和特權。
洪秀全、楊秀清占據南京以后，便以為可以立國，把享受和特權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兩江總督府為天王府，盡其奢華營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圍十余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東王府也是窮極工巧，騁心悅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時，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就大造王府，廣選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達88人之多。洪秀全、楊秀清住進王宮，作為農民領袖本是司空見慣的通病。問題是天王府不是當作指揮革命戰爭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權的神圣無比的宮殿。朝天門外大書曰：“大小眾臣工，到此止行，有詔方準進，否則雪中云。”而在木牌樓上則書有“天子萬年”、“太平一統”。一個“止行”詔，洪秀全就把自己和眾位大臣隔開了。當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都不能隨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們，臨朝時，也只好站在朝門外列隊，對洪秀全不能仰視，否則就有殺身之禍。洪秀全儼然已成為“一人垂拱于上，萬民咸歸于下”的封建皇帝。
楊秀清是個具有雄才大略的農民起義領袖，不論是指揮戰爭，還是組織政府，他都有許多建樹，為太平天國立下了不朽功勛。但是建都南京后，楊秀清的封建特權惡性膨脹。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時間，從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則為統治一切的全權主宰。所有軍國大事僅與東殿尚書侯謙芳、李壽春等一二人計議，嚴重脫離群眾，加之作風極度張揚，每次出門都盛陳儀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來懲罰洪秀全，最后更是發展到“逼封萬歲”。為了顯示特權，楊秀清還設立各種酷刑，如鞭打、枷杖、斬首、五馬分尸等，連韋昌輝、秦日綱、黃玉昆等一些高級將領都被他杖責過。楊秀清的驕橫，造成他和諸多朝臣的積怨，也導致洪秀全的不滿，終于釀成了一場災難——天京事變：楊秀清及其家屬、部下和太平軍精兵兩萬多人被韋昌輝濫殺。天京事變后石達開回到天京，受到天京軍民的熱烈歡迎，滿朝同舉石達開提理政務。可洪秀全卻對石達開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牽制“翼王”，并有“陰圖戕害之意”。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率20萬精兵遠離天京。經過天京事變、石達開出走，太平天國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雖經陳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國名將的努力，軍事上稍有起色，但終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敗。
當然，太平天國失敗原因還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互相勾結起來，殘酷鎮壓太平天國等。需要明確的是，太平天國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對近代中國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在近代中國，它最早實踐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義和團、辛亥革命等構成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幾個高潮。另外，它主張對外開放、發展本國商業和對外貿易等，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舊式農民戰爭的局限，客觀上對中國近代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
（作者：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