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1月26日，兩名背著大包的農民工在鄭州火車站準備乘車回家。當日是農歷十二月二十三，民間俗稱“小年”。在鄭州火車站，南來北往的農民工背著重重的行囊，準備回家過年。 新華社記者 趙鵬攝
過年的傳統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鄉，不是靠繁文縟節來維系，更不是靠公權公帑來強化，而是順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間，成了習俗，方有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又要過年了。車站內外的千萬張面孔，或興奮或焦灼，都在訴說著回家的渴望。哪怕千里迢迢，縱使一票難求，也擋不住一往無前的身軀，去圓滿心中一年的牽掛。
幾千年來，不管城頭的大王旗如何變幻，中國人對家的情懷幾乎始終如一，它已化入血脈里，或許曾受梗塞，但從未消絕。過年的時候，其表現更是極盡其致。到如今，盡管年味似乎越來越淡，還是沒有什么傳統能像過年團圓一樣，調動起從廟堂到鄉野的舉國情感。正因為凝聚著全體中國人的情感，這個年，才成為“中國年”，它是綿延千年的農歷春節，而非改元百年以來的西歷元旦。
一個國家的時間，兩種歷法來度量，折射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微妙處境。歷法曾是頗為重要的文化軟實力，“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在輝煌的過去，中國發明的農歷通行于東亞各國。但到近代，后起而主導世界的西方，其歷法被此間紛紛效仿。背負幾千年農業大國傳統的農歷，則被逐漸棄用。就連中國本身，無論民國之初，還是共和國之初，都改用西歷為官方歷法，以接上外部世界的軌道。
對于傳統，更改歷法并非孤立事件。清末民初以來，許多文化人一面開眼看世界，一面斜眼視傳統，盡管不是完全一邊倒，也儼然為主流。五四先賢尚把矛頭集中在“三綱五常”、“吃人禮教”，后來由文化進于政治、社會，由觀念推及習俗、器物，由反思傳統變為反傳統，愈演愈烈，傳統幾乎成為落后的代名詞，到“文革小將”“破四舊”之時，就連家庭倫理也幾被瓦解。
如何對待傳統，就是如何對待先人、對待歷史。過去長時間的反傳統傾向，既顯示出在先人面前的自負，也流露出在外界面前的自卑，結果造成了深深的斷裂與自我陌生感。是故，改革開放前期，經濟建設正名不久，文化上的“尋根”也隨之開始，延續至本世紀，國學熱、儒學熱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復興傳統不只是文化圈內的事，政府之手近年也頻頻顯現。清明、端午、中秋成為法定假日，孔子學院遍及全球，祭黃祭炎祭孔大典屢屢上演，等等，盡管其間有“假日經濟”的揣測，有“意識形態輸出”的擔憂，有“越位僭制”的懷疑，但尊重傳統、重建文化自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已成為很大范圍內的共識。
傳統說到底，就是先人的生活方式與經驗。傳統的可貴，并不是因為像古董那樣越久遠越值錢，而是能供我們以啟示和借鑒，讓我們更好地生活于當下，這是其實際價值。事實上，蔑視先人經驗者，往往也不尊重同時人的經驗，甚至迷信天縱的英明。可惜的是，歷史不能打草稿，可怕的是，人被當作計劃的試驗品。如果老辦法還很好用，我們就不必煞費苦心自作聰明刻意求新；而當它失去現實意義，也不必墨守成規自縛手腳故作特殊。一棍子打死或全盤照收自然都不可取，但什么是“孩子”，什么是“洗澡水”，何為精華，何為糟粕，有時并不那么容易界定，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何檢驗傳統的實際價值，也只有依靠實踐標準，漸進改革的合理性也正在于此。
不過，傳統還有其“無用之用”，其情感價值同樣殊為重要，長年累月下來，它可為群體營造共同呼吸的精神空間，形成令彼此親近的人格特質。“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同一個精神家園內，社會的運轉就要通暢得多，就有望獲得超越剛性穩定的柔性和諧。
回家過年正可讓我們看到傳統的雙重價值有一即可。天地不言，如何計時只是人的方便法門，怎么方便怎么來，農歷在規范生活中讓位于西歷，不必為之嘆息。而長期形成的農歷節日，我們仍然照過不誤，尤其是過年，焦頭爛額也要擠回家團圓，無他，唯感情所系爾。
只要圓了這份情，以什么形式去過這個年都不重要，看新時代的春晚也好，打“國粹”麻將也好，聚在一起其樂融融就好。過年的傳統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鄉，不是靠繁文縟節來維系，更不是靠公權公帑來強化，而是順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間，成了習俗，方有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相形之下，近年有些人士有些地方興傳統、倡文化，還流于膚淺化、形式化乃至灌輸化、強制化，如有人提議把漢服定為“國服”，有人更是呼吁立儒學為“國教”；有學校指定背誦《三字經》，有教育部門則只許背誦“潔本”《三字經》，等等。傳統士師的起信力量，是以人情物理為根據，以自身人格為保證。而如今一些人為官風所染，往往想著如何站在高處，或作為左右手，按一己之偏好，把下面的人給“化”了。
國家文化建設根在何處，可以從民眾回家過年的背影里去尋找。不管是復興傳統，還是構建新文化，如果既不實用，也無“無用之用”，只是自以為有用，那就是瞎折騰。無論是對內的合法性，還是對外的軟實力，都須源于人們心靈深 相關閱讀：
資料圖片:1月26日，在山東打工的耿立波背著大包在鄭州火車站轉車準備回云南老家過年。新華社記者 趙鵬攝
每年春節，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有錢沒錢，回家過年。說這些話的，十之八九是進京務工的外地人。每年春節，公司都會為假日期間的值班人員排班犯愁，因為這些新興行業的年輕員工以外地人居多，一到春節大家歸心似箭，即便值班可以有兩到三倍的工資，也很難誘惑多少人留下。事實一再證明，在我們的文化傳統里，過年就是要和親人在一起，沒有親人的地方，只是我們棲息的房屋而不是可以讓我們有歸屬感的家。
為了回家，我們可以披星戴月到車站排隊買票，為了回家，我們可以忍受車站、車廂里的擁擠混亂，不怕長途旅行導致的身心疲憊，為了回家，我們舍得花費平時不舍得花的錢高價買票和為親友購置新年禮物。雖然，春節在家待的時間可能還沒有來回路上耗去的時間多，可是畢竟是和父母親人在一起辭舊迎新了，也就了無遺憾了。和父母親人一起過年，縱然辛苦，也很幸福。
在家和工作的城市之間如候鳥一樣飛來飛去，恐怕是快速城市化的這個時代我們這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無法逃避的宿命。盡管城市需要我們，卻沒有敞開心扉完全歡迎、接納我們。盡管我們為之奉獻青春和激情，卻依然有嚴格的戶籍制度把我們阻攔在城外；盡管我們也期待能把父母都接進城市過一個特別的新年，卻發現狹小的蝸居根本無力為他們安放一張床。在這樣的城市里，每到過年，就會讓我們感到陌生和孤獨，每到過年就會想要快速地逃離。
城市文明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說，城市文明不只是高樓大廈柏油馬路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城市文明還需要人文關懷，要每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找到家，而不是時時處處把自己當成過客。讓闔家團圓不再是只有春節才能圓的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據新京報)
資料圖片：1月26日，兩名背著大包的農民工在鄭州火車站準備回家過年。當日是農歷十二月二十三，民間俗稱“小年”。在鄭州火車站，南來北往的農民工背著重重的行囊，準備回家過年。 新華社記者 趙鵬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