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近日，沈陽火車站擁擠的人群。紅 一攝
中國的人口發展又走到時代的十字路口。
這一次，不是因為它遭遇的高增長壓力，而是它面臨的發展失衡危機。
總量增長、素質偏低、結構和分布失衡……
如果說，30年多前人口過快增長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那么今天，人口素質、結構、分布問題正成為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戰略目標。現階段，人口發展失衡的問題主要在哪兒？它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多大影響？如何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本報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
總量增長、素質偏低——
總人口每年繼續慣性凈增800萬人左右，數量壓力依然沉重；每年約有80萬—120萬例出生缺陷兒降生，勞動力素質低下，影響人口紅利的效用
每逢節假日，火車站摩肩接踵，飛機場人潮涌動，旅游點擁擠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我國拆除人口爆炸的引信，步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創造了人口有效控制的“中國奇跡”。然而，成就背后，中國的基本國情沒變，人口數量問題依然突出。
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介紹，1992年，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一對夫妻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數下降并維持在更替水平（國際標準是2.1）以下后，人口增速趨緩。但受人口慣性增長的影響，今后十幾年，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萬左右。本世紀上半葉，我國將先后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和老齡人口三大高峰。“十二五”期間，預計凈增人口約4000萬，總人口將達13.9億；到本世紀30年代，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15億。人口數量仍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
與此同時，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競爭力。
一方面，出生人口素質亟待提升。據中國出生缺陷監測中心數據顯示，從1996年到2007年，全國出生缺陷發生率呈明顯上升趨勢，每年約有80萬—120萬例出生缺陷兒降生，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
另一方面，勞動力整體素質低下，農村剩余大量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效用未能充分發揮。
20歲的貴州農村女孩趙華高中畢業后，去江蘇常州市一家紡織廠打工。因無技術，一年前工廠裁員時被辭退。作為勞動年齡人口的她，本應成為人口紅利的增加因素，卻因失業而由社會總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中的分母變成分子，成為被勞動人口贍養的人。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上世紀70年代，我國進入人口紅利期，開始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快跑。但長期以來，我們是靠廉價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優勢賺錢，“世界工廠”的光環掩飾不了處在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尷尬，勞動者技能低下影響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勞動力的數量，更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翟振武說。 年齡、性別結構失衡——
10年后，上千萬適齡男性“娶妻難”；30年后，平均每5人中就有1位65歲以上的老人，“婚姻擠壓之痛”與“未富先老”交織，影響社會安定和幸福感指數
進入不惑之年的錢芳時時感到一種壓力，因為要面對“2個人照顧4位老人”的無奈。
“我是獨生女，我先生雖然有一姐姐，但在國外。”錢芳說，“我們兩家老人均過70高齡，哪天誰病倒了，都夠我累的。”
隨著出生人口大幅減少，我國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趨縮小，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年齡結構開始失衡，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便是明證。
以國內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上海為例。盡管因外來青壯年勞動力的不斷補充，上海短期內還不會出現用工荒，但全市養老機構和服務設施卻供不應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負擔加重。
據聯合國最新人口數據預測，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白發族以年均800萬人的增速壯大。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面對洶洶而來的老齡化態勢，“未富先老”的中國如不加快健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人口結構迅速老化將“窒息”未來經濟的發展。
令錢芳擔憂的還有上小學的兒子：“不好好學習，將來都找不到媳婦兒。”無論身居北京還是回福建老家探親，錢芳發現，幼兒園和小學里的男孩明顯比女孩多。
“我國正迎來一個男性人口過剩的社會。”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介紹，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持續30年來，累積效應已現端倪。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推算，19歲以下年齡段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每年新進入結婚年齡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20萬。預計10年后，將有2400萬“剩男”面臨娶妻難。
“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帶來婚姻擠壓之痛。”田雪原說，當龐大的光棍大軍高唱“我想有個家”時，誰去慰藉他們苦悶的心靈？小康之家是小康社會的基礎，連個家都成不了，何談幸福感？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將加劇人口結構的不合理性，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其深遠危害，不亞于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人口地區分布失衡——
“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2050年全國流動人口將達3.5億人左右，留守農村的“三六九”人群將形成人口“洼地”，導致新農村建設主體缺位
在我國對計劃生育管理末梢的設計中，全國6萬多個鄉鎮、街道都設有計劃生育辦公室，平均每個鄉鎮有6人左右，每個街道有3人左右。散落到每個社區，通常只有1人。
一線計生員王蕾管理的是北京市海淀區一個新建社區。小區住戶多是外地人，他們大多從事私營經濟，不管貧富，都不享受城市的福利，也不愿遵守城市的規則。
而這個群體恰恰是生育率較高的人群之一。作為北京市外來人口最多的一個區，海淀區300多萬總人口中，流動人口近1/4，高達80萬人。“在我們醫院出生的二胎，90%是外地來的。”海淀區婦幼保健院有關負責人透露。
“我們正進入一個‘流動時代’。”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表示，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拉動下，我國正經歷著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遷移。2009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1億人，2050年將達3.5億人左右。
在城市化大潮中，大批農村新增勞動力離鄉又離土，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聚集到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導致人口地區分布失衡。
這種分布失衡首先表現為人口過度向城市流動，給城市資源環境、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帶來空前壓力。“十二五”期間，我國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0%，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流動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日趨突出，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難度加大。比如，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服務經費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據，大部分社會興辦的民工子弟學校條件差、教育質量低，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動人口未納入工傷保險范圍，未被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等。
這種分布失衡還體現在農村地區出現人口“洼地”，使新農村建設缺乏人口支撐。近年來，許多村莊已無剩余勞動力可以轉移，只有大批留守老人、婦女和孩子組成的“三六九”人群，新農村建設主體缺位。如果農村人口“洼地”局面不能得以改善，不遠的未來，城鄉二元結構或將無以立足，取而代之的將是積貧積弱的農村被喧噪的城鎮徹底“吸空”。如何克服“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是廣義人口均衡應當考慮的重要問題。統籌解決人口問題——
“十二五”規劃綱要鮮明地提出“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并舉，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施一元化人口管理
人口與經濟的本質關系，是人口內部結構變化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的變化。與上世紀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壓力相比，當前人口規模和城市化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人口結構失衡對社會發展的壓力更為嚴重，如果不能有效應對這些新變化、新挑戰，中國人口發展將遭遇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新時期人口發展的戰略目標。翟振武認為，“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新表述，是對我國多年來人口調控理論與政策實踐的精準概括。它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人口的內部均衡，即人口數量適度、素質優良、結構優化、分布合理；二是人口的外部均衡，即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
如何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抓手是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翟振武指出，近年來，我國人口計生工作從以行政制約為主轉向統籌協調，從“單一管理”轉向“綜合關懷+服務+管理+保障”，統籌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的關系，統籌人口與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關系，目標就是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1990年以來，國家人口計生委開展“關愛女孩行動”，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打擊技術越軌，整治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和非法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行為，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長的利益導向機制，從物質保障和性別文化上推進重男輕女思想的轉變。
應對人口年齡失衡的政策須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加快經濟建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體系。另一方面對出生人口進行調控，在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之間尋找平衡點。
“人口既不能增長過快，使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壓力過大，同時也不主張快速削減，這樣不利于人口結構的優化。”翟振武指出，相對于“十一五”的“穩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規劃綱要鮮明地提出“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
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目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全國大城市的生育率持續走低，而中西部地區卻面臨低生育水平反彈壓力。“逐步完善政策”要堅持分類指導，關注重點難點地區。
“城市敞開了大門，但城里的月光不該有陰影。然而目前對流動人口只有管理，還缺少保障。”北京市委黨校人口研究所教授侯亞非強調，實現人口均衡分布應推進全國“一盤棋”服務管理。城市政府必須正視“新移民”存在的客觀事實，打破城市建設、管理以本地戶籍人口為規劃依據的思維定式，突破二元式人口管理模式，將失地的本地戶籍農民、外來務工人員納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納入就業、培訓、社會保險、住房等體系，實施一元化人口管理。同時還要加快新農村建設，實現人口的就地城市化、有限市民化、居住園林化和農業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