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
作為新世紀摸清中國人口家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六普”啟動之初，便引起社會輿論高度關切。作為世界人口大國，中國人口國情出現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牽動多國的敏感神經，中國的人口問題儼然也成了一個“國際問題”。
美國有媒體認為，正在加速的老齡化進程會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國經濟，勞動力總量的縮減可能會讓未來的中國走向“制造業蓬勃發展”的反方向，并給薪酬支付帶來壓力，進一步導致通脹率上漲。
印度一些媒體則從中國人口增長率的下降中，“敏銳”地找到了“趕超中國”的突破口，認為印度擁有更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所以印度未來的發展更有動力。
不過，當代世界國家實力的競爭，早已不是人口數量的比拼，而是以人的素質和人才的競爭為核心。中國的人口問題，也早已不是單純的數量問題，人口的結構、分布、素質越來越成為深層次矛盾的痛點。
縱觀1949～2049年百年人口發展，1949～1999這50年，中國曾經歷了人口從5.4億增加到12.6億的巨大壓力；而從1999～2049這50年，在繼續承受人口總量壓力的同時，中國人口結構性問題，包括城鄉人口結構、出生人口性別結構、人口年齡結構、家庭結構等，正在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穩定的主要矛盾。
最新普查結果揭示出中國人口國力的幾大變化，如人口總量與人口素質的變化，人口流動增速迅猛、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分布不均衡加劇、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等，也都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穩定存在的幾大變數。
過去30多年，我國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妥善解決了人口問題，并充分利用人口資源的比較優勢，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
未來10～20年，是中國發展的黃金戰略機遇期，也是邁向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關鍵時期。此時，全面地認識人口問題，客觀分析人口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把握好新的人口變動趨勢，進一步完善人口與經濟社會政策，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更顯緊迫和必要。
如果能夠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充分考慮人口因素的新變化，因勢利導，再造新的人口資源比較優勢，會極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為未來發展注入強大動能。相反，如果決策失誤或貽誤時機，任何一個人口問題都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制約現代化進程、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因此，需要把人口發展戰略作為最基礎的國家戰略，科學謀劃相關的人口與經濟社會政策。□ (文/楊琳)
“中國步調”的人口變數
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期還沒到來。2030年前后，中國人口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
4月28日、2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一號、二號公報。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國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后進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對于摸清人口國情，制定相關的規劃、政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至關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了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面臨的重大問題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問題密切相關。他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為此次集體學習進行講解的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于學軍研究員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從普查數據看，目前我國人口發展處在勞動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時機。
“一方面，我們應抓住用好這一有利的機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期還沒到來。”于學軍說，到2030年前后，中國人口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將承受人口總量最大的壓力、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凸顯、城鎮人口超過60%、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齡化走向高齡化等多重人口壓力，將成為影響中國從中等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距離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分析，此次普查數據反映出新世紀10年間中國人口國情的五大變化——人口總量和素質變化、人口流動迅猛、人口分布失衡、老齡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同時，這也是未來10～20年中國人口國情影響全面小康和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五大變數。
總量VS質量
根據“六普”數據，大陸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
“人口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歐洲國家趨近于0‰，發展中國家高達14‰。由于中國實行了有計劃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長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這是一件好事”。與于學軍一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說，目前中國的人口總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預計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將會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同“五普”相比，中國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每年達到勞動年齡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人數、大學生生源數量將逐年下降。
“但是，當代世界的國家實力競爭早已與人口總量關系不大，人口素質的提升和人才的競爭才是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翟振武說。一組數據可以印證這一觀點：西方發達國家總共7.7億勞動人口一年創造36萬億美元的社會財富，而中國9.3億勞動人口2010年GDP為6萬億美元。“這表明體現人口素質的勞動生產率上，我們與發達國家差距甚遠，要特別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質”。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學文化程度一項人數上升最快，具有小學文化程度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為4.08%。
2010年，中國連續出臺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目標直指教育提質，提出“進入世界人才強國”的戰略目標。
“比拼人口總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的比拼才是國家競爭的實質。中國以上所作的重大決策，都是在為中國未來10～20年儲備‘人口競爭力’”，翟振武說，中國的人口素質如能得到較快提升，將與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配合，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較優勢。
人口流動迅猛
與“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比2000年增加了1.1億人，增長81.03%。這給多位人口學專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連呼“意外”。
“在轉型時期，世界各國都曾出現人口的遷移、流動。但是這么大規模的搖擺、潮汐式流動，且其中40%都是年輕人，這是中國特有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可以預計，中國人口的流動在未來仍將持續，城鎮化浪潮還將繼續。
北京大學人口學所穆光宗教授說，2.21億的人口流動，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巨大能量。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成為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問題的重要推手，但同時又凸顯出國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問題，提出了實現“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課題。
“我們只能說中國有6.66億人居住在城鎮，而不能說中國有6.66億城鎮居民，因為在這6.66億城鎮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這個數據的背后有很多問題要回答、要解決”，于學軍說。
他所指的很多問題，既包括如何讓這些已經居住在城鎮的流動人口成為真正的城鎮居民，也包括如何謀劃未來新增農村轉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間布局，使人口城鎮化又好又快地發展，促進人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實現城鄉統籌、全國范圍內順暢轉移接續的背景下，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出現“兩不沾”現象，社會權益受到損害。翟振武說，在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背景下，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構、專項的政策體系為這2.21億流動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務，“那么無異于‘放棄’了這部分‘最精壯’的人口，一系列社會、經濟、穩定問題由此而生”。
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在外來人口高度稠密的東南沿海地區尤為突出。廣東是我國流動人口管理任務最繁重的地區之一，該省現有流動人口近3000萬人，其中約70%為外省流入，約95%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介紹，近年來該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動人口均占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獲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區，大量流動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館，管理難度很大。
為解決原有“暫住證”制度無法適應流動人口新變化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廣東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廳等部門在全省實行以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制度為核心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證通”制度。
“一證通”以管好流動人口租住房屋和務工就業兩個關鍵環節為重點，逐步將流動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納入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時，強化了服務功能。
據2010年起實施的《廣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持證人員可以在廣東享受職業培訓、就業、社保、計劃生育、入戶、子女教育、申領機動車駕駛證等方面的權益和公共服務。特別是，對流動人口最關心的入戶和子女入學問題作出了“七年入戶、五年入學”的規定。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戶政處介紹，各地各部門還以居住證為依托，累計為流動人口出臺優惠政策100多項。
受訪專家指出，人口流動增速迅猛，給社會管理體制、公共服務供給、社保制度統一等提出了嚴峻挑戰，現實中的探索空間十分廣闊。
人口分布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總量的漲落，同樣引起了專家關注。“六普”數據顯示，按常住人口統計，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而“五普”時的排名是河南、山東、廣東、四川、江蘇。
中國人口學會秘書長、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員說，以常住人口作為統計口徑非常必要。以往，我們更注重的是戶籍人口這一塊，以戶籍人口數據作為制定各項政策的基礎，而忽視了大量離開戶口所在地生活在異鄉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統計，廣東人口總量躍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動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這些清晰的數據，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時充分考量。清醒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廣東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6.83%上升到7.79%，人口過億。北京的比重從1.09%上升到1.46%，天津從0.79%上升到0.97%，上海從1.32%上升到1.72%，浙江從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說，“可以看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區的人口更為密集，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間沒有緩解，反而得以強化。”
人口過度集中于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給流入地的資源、環境、住房、交通、勞動力成本等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交通擁堵”、“停車難”、“房價飛漲”、“入園入托難”、“垃圾圍城”等“大城市病”日益嚴重；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會問題。
“我們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現資源緊張時，往往祭出‘戶籍’法寶加以限制，但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大了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綁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難度。”李建民說。
為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改變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態勢，中國10年前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而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戰略次第實施。但仍出現了目前的人口分布加速失衡問題。
“這警示中國，與人口分布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應更加向有利于引導人口的正常流動傾斜”，翟振武說，比如武漢、環渤海地區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區，“這方面的綜合政策傾斜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
老齡+空巢
“六普”數據顯示，與“五普”相比，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億人，占13.26%，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人，占8.87%，上升1.91個百分點。
進入21世紀10年代，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開始進入老年。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規模遠大于美國二戰后的“嬰兒潮”(BabyBoom)。隨著這部分人群邁入60歲門檻，未來20年中國將迎來加速老齡化的高峰期。預計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的峰值，占屆時總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時期，中國老年人口年均增長600萬，‘十二五’時期預計年均增長800萬，未來10年將新增1個多億老年人。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接近20%。歐洲國家用100年時間、發展中國家用60年時間達到的老齡化程度，中國將只用20年”，翟振武說。
由于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發生在實行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復雜性。穆光宗說，中國的老齡化伴隨著獨子高齡化、高齡病殘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獨化的特點。目前中國家庭趨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個家庭平均僅有3.1人，在天津這一數值僅為2.73人。來自民政部的數據則顯示，目前中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到70%。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占農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與子女分開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養老的功能，使老齡化問題‘雪上加霜’。老年人對于社會化養老服務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說，如果這種需求得不到滿足，將產生很多負面社會問題。“現在的老年人一般受過良好教育，有比較好的職業生涯經驗，他們對于權利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社會管理層面如何應對都是需要審慎考慮的。”
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和精神文明程度、養老服務體系、社保水平還遠遠沒有準備好，即“未富先老”。
“我們以前經常說老齡化問題需要重視，但總覺得離我們還遠。但‘六普’的數據說明，這次狼真的來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經進來了”。翟振武的形容很傳神。老齡化加速＋空巢化，可謂來勢兇猛。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級的總體戰略規劃，更缺少與構建老齡保障體系相關的一系列社會政策、資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戰術支撐。
“相對于未來10年將越來越頻繁出現的各類老齡化引發的突出社會問題，應該說留給我們的準備時間已經非常非常緊張了”，翟振武說。
性別失衡風險
在“六普”數據公布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目前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8.06。2009年這一比例為119.45，在“十一五”以來首次出現下降，2008年為120.56。
根據聯合國標準，出生人口性別比一般在102～107之間。1953年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4.9。一直到1975年，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明顯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達到107.11，此后一路上揚。1982年“三普”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四普”時為111.3，2000年“五普”時上升為116.9。
在農耕時代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國等亞洲國家都存在“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而當計劃生育國策的推行，遭遇強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兒性別鑒定技術的濫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風險大大增加，為中國未來10～20年的發展埋下了重大隱患。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經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
而且，“娶妻”的難易程度還依照著地區的貧富程度不同而變化。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別失衡與社會穩定調查技術報告》顯示，在大齡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區平均每個行政村為10.3人，顯著高于東部地區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總體趨勢是由東至西逐漸遞增。
男女比例失調還會帶來就業擠壓問題，未來10～20年，男性勞動力過剩所形成的“就業性別擠壓”，將使作為“性別弱勢”的女性生存發展更加邊緣化。
李建民說，當前中國社會的利益導向是偏好男性的，現實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經濟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這種社會心理結構、利益結構不改變，徹底扭轉性別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訪專家認為，消除男女性別比失衡的利益驅動，還要從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業、退休年齡、崗位設置中的性別歧視；對女孩獨生子女給予適當的優惠，形成利益導向作用；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淡化“養兒防老”傳統思維。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國情發生的變化、存在的變數，即是中國未來10～20年甚至更長時期內發展穩定的腳下基石。
在此次集體學習中，胡錦濤強調要深入總結和準確把握人口發展規律，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這令人聯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學界專家所提出的建設人口均衡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三型”社會的建議。所謂“人口均衡型社會”，即是指實現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并且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
“人口均衡型社會是未來必須要走的一條路”，穆光宗說，“我們沉迷在人口數量的誤區中久矣、深矣。中國人口總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痛點更多地在于在結構上。必須看到13.39億人口背后的結構性失衡所隱伏的巨大危機和深刻挑戰。”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會的建設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關系：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關系；適度生育與養老保障的關系；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關系；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給的關系；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的關系。“為避免陷入未來的困境，適度生育計劃、優化人口發展是可靠的戰略抉擇”。
于學軍認為，要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至少要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觀念要突破，改變人口問題只是數量問題的固有思維，樹立人口均衡發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規要有突破，以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為取向，適時適當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體制要突破，創新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標統一、導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調控體系。
四是工作切入點要突破，以家庭發展為著力點，在提高家庭發展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解決人口問題。
五是實現人口均衡發展的路徑要有突破，要鼓勵各地探索實現人口均衡發展的不同模式。“特別是對已有的好經驗、好做法，要及時推廣，少爭論、多實踐”，于學軍說。□（記者楊琳孔博 實習生關子孺）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趨勢，短期內必須依靠國家的強力干預
29歲的鄭麗霞是湖北省監利縣毛市鎮人。今年正月，懷孕4個月的她在親戚介紹下，輾轉來到相鄰的潛江市一家鄉鎮醫院。醫生幫她做完B超檢測后，告訴她胎兒是個女孩。
回家后，鄭麗霞又經人介紹找到監利縣分鹽鎮個體醫生戴梅香，進行了人工終止妊娠手術。手術結束后，鄭麗霞大出血不止，被連夜送至縣人民醫院搶救。公安機關事后查明，原本只是賣藥的戴梅香在發現當地許多婦女偷偷流產嬰兒后，便開始暗地里從事更加賺錢的人工終止妊娠手術。
在國家統計局4月28日發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中，中國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由10年前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為105.20。
“‘總人口性別比’和‘出生人口性別比’是兩回事。后者的嚴重失衡遠未得到根本緩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在普查公報發布前兩天的4月26日剛剛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進行講解，主題即是“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
“由于老齡期的婦女壽命高于男性，而我國又正加速進入老齡社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總人口性別比例。實際上近年來中國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一直在120:100左右，目前有所下降，也高達118.06:100，遠遠高于102～107的正常范圍。”翟振武對《瞭望》新聞周刊說，如果出生人口性別失衡得不到緩解，將給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帶來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隱患。
冰山一角
本刊記者調研發現，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在各地普遍存在，在某些縣市情況還非常嚴重。
鄭麗霞所在的監利縣人口計生局局長李繼國介紹說，該縣出生人口性別比從1996年開始就嚴重偏高，1998年達到峰值186。近5年來新生嬰兒男女比達到150.66，二孩男女比例達369。據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導小組2009年調查，新洲、黃陵、大冶、陽新等29個縣(市、區)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偏高，其中比監利縣嚴重的縣、市就有4個。
在四川，2001年～2004年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維持在116左右，全省181個縣(市、區)有27個縣(市、區)的出生人口性別比超過120，最高的達到147。
陜西省在1995年～2008年，一孩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2.96，二孩為142.97，三孩及以上達到173.23。在陜西個別地區，二孩出生人口性別比甚至達到200以上。
受訪專家表示，雖然中國等亞洲國家有“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別比過高，那么一定是有人、有機構在進行不正常的干預——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人工終止妊娠(以下簡稱“兩非”)。
據公安機關介紹，鄭麗霞的經歷只是眾多“兩非”案件中的“冰山一角”。長期從事“兩非”案件偵破打擊的監利縣公安局周老嘴鎮派出所指導員李家虎說，在監利縣“兩非”已形成“地下產業”，由孕婦、中介、醫護人員組成產業鏈，高額的利潤讓這一犯罪網絡越織越密，加入進來的不僅有農民、個體醫生，甚至還有正規醫院的公職人員。
監利縣人口計生局一位副局長告訴本刊記者，2009年6月～ 8月，監利縣開展了為期兩個月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專項治理活動，共查處“兩非”案件94起，其中縣內案件82起，其余12起案件發生在監利縣周邊的縣市以及相鄰的湖南省。2010年這項專項活動又查處了78起，其中縣內案件56起，其他案件涉及3個省的16個縣、市。
監利縣人口計生局副局長樊明波因為查處“兩非”案件，經常往返于湖北周邊各省以及東南沿海各省市，并與當地計生局干部有廣泛的交流。據他介紹，出生嬰兒性別比偏高問題在全國都很普遍，但各地計生部門都不敢將真實的數字上報。“我所接觸的一些縣(市、區)，出于各種考慮，一直都在瞞報真實情況，超過90%的地方都更改過數據。”
樊明波介紹說，有的地方性別比失衡嚴重，就找其他地方的計生部門“借女孩”充數，即在上報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上直接作假，或者捏造一些女嬰的信息，從而將出生男女孩的比例拉低。還有的縣市計生部門從其他地方拿到一些女孩的姓名信息，將其作為流動人口登記在當地，湖南省某市計生局采取這種辦法甚至獲得了全國計生工作先進單位。
性別透支
對于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治標”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依法打擊“兩非”。與翟振武一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進行講解的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于學軍研究員告訴本刊記者，《母嬰保健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雖都有禁止“兩非”的規定，但有關部門只能對違法行為作出行政處罰。“刑法對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擅自為他人進行終止妊娠手術給予定罪，但對醫生的同樣行為不能進行刑事制裁，對進行非法胎兒性別鑒定也沒有相應規定”，于學軍說。
“‘兩非’猖獗最主要原因是衛生部門監管不力、存在漏洞。”樊明波這樣認為。監利縣第四人民醫院B超室主任醫師胡水平在2007年～2008年里，在同院醫生萬凡、孫中保、李志及縣二醫院護士董琴等人的介紹下，多次為孕婦做胎兒性別鑒定，每次收取200元～400元好處費。2009年，胡水平被開除公職。
據了解，監利縣有不少像胡水平這樣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參與非法性別鑒定。2009年監利縣集中整治“兩非”時，就查處了15家公立醫院的39名公職醫生。此后，“兩非”案件的違法主體由公職醫生轉為個體醫生以及非法行醫者。
本刊記者從監利縣衛生局了解到，對于鄭麗霞案件中的個體醫生戴梅香，衛生局執法人員曾多次上門檢查并作出罰款處理。監利縣衛生局副局長王鴻介紹道，鄭麗霞案件發生后，他們將對戴梅香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王鴻說，對于打擊非法行醫和無證行醫，衛生局的處罰力度很大，僅2010年就查處案件20多起、罰款60多萬元。
王鴻表示，這60多萬元罰款要上交給財政，但其中的絕大部分又以獎金的形式返還給衛生局，“我們還希望多破獲一些‘兩非’案件，不然幾十名執法人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衛生部門以罰款為主的打擊方式，反而助長了‘兩非’案件的蔓延。”樊明波告訴本刊記者，有一位個體醫生曾經多次被查處，但每次被罰款后沒多久，就又開始非法從事人工終止妊娠手術。
李繼國認為，從技術層面上講，只要在每臺B超儀上安裝一顆芯片就可以制止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的行為，“可現在儀器和醫生不歸計生部門管，沒法落實”。
于學軍說，在實際執法過程中，由于缺乏部門間的統籌協調機制，產生了“兩非”執法難、查處難等問題，這使一些不法分子無所畏懼，屢查屢犯。因此，在充分運用好現有的法律法規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細則，同時加強聯合執法。
樊明波說，由于“兩非”大量發生，監利縣每年多生近3800個男孩，從1994年到現在共多生了近7萬個男孩。而從全國來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將帶來更為驚人的“男性過剩”。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國家人口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委員原新依照調查資料推算，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萬人。
這種失衡，將直接妨礙婚姻家庭關系的建立和穩固；導致性犯罪上升、同性戀增多；造成買賣婚姻、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非法婚姻、非婚生育等現象大量發生。“由于農村的失衡比城市更嚴重，未來的‘男光棍’將更加集中于邊遠貧困地區，這將大大強化這部分群體的弱勢地位。這種現象與和諧社會、全面小康的目標極不相符！”翟振武指出。
多位受訪專家警示：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帶來的婚姻擠壓、性別透支和人口結構失衡等嚴重社會問題，給人口安全、社會穩定帶來巨大隱患，影響中國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民族的繁榮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利益導向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趨勢，短期內必須依靠國家的強力干預。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采取法律、法規、行政等約束類治理工具對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進行治理。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開始著力建設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體系。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英認為，性別比偏高的背后，是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水平的社會保障，以及現行生育政策等，僅通過約束類工具難以根治，需嘗試約束型和利益導向型相結合的手段進行綜合治理。
陜西曾是國家重點管理和督導的14個出生人口性別比處于較高狀態的省區之一。陜西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吳相國介紹，近年來該省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將治理關口前移，以利益和觀念作為“柔性”引導，加強對生育過程控制，現已初見成效。
2008年陜西省開始實施“農村孕產婦免費住院分娩”政策，與出生實名登記制度、新生地免費接種實名制等相結合，確保出生人口性別比數字的相對準確和真實，實現人口計生、衛生等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和資源共享。
二胎生育證管理實行一證管一胎，一證管一年。嚴格執行照顧安排生育二孩只能給予一次機會的規定。對二胎孕情進行重點監控，防止孕情突然消失、溺棄女嬰等現象發生。
陜西省還實行了立體化人口計生利益導向政策：將獨生子女保健費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棄二胎生育的父母給予不低于4000元的獎勵；將農村獨生子女父母享受獎勵扶助的年齡提前到55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再分配集體資產收益時，獨生子女戶增加一人份額，雙女戶增加半人份額；參加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減免父母和子女個人繳納費用，提高單病種報銷比例。
自2005年以來，陜西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如西安市二胎出生性別比從2005年的150以上下降到140以下。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楊雪雁認為，陜西的新型治理模式對我國其他省區及全國治理也具有借鑒意義。
受訪專家指出，出生人口性別比綜合治理要見效仍需進一步完善考核機制、建立穩定及適度傾斜的資金保障機制。西安交通大學朱楚珠教授在調研中發現，出生人口性別比一般是以縣區為單位考核，但鄉鎮和村一級在出生人口數較少情況下應如何考核是個難題。“不少地區都存在‘一考就假’的現象。”
朱楚珠建議，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的績效考核，應與二胎全程管理服務制度、住院免費分娩制度相結合，在鄉鎮和村一級更多地考核有無計劃外出生、人口統計準確率等指標，并將干部提拔任用與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績效結合起來。
由于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地區大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治理工作需要雄厚穩定的資金支持。楊雪雁建議，應在“關愛女孩行動”和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方面建立穩定的、適度傾斜的資金保障機制：以財政撥款為主，通過多渠道籌集資金，建立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的專項資金。□ (本文執筆：楊琳參與采訪：周甲祿、徐海波、楊一苗、吳曉穎、楊琳)
下一個20年：老齡化激進
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期滯后，是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所在
“‘十二五’期間，也就是今后五年內，我國大陸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首次超過0～14歲的少兒人口。”仔細盤點國家統計局4月28日發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出乎意料地發現，這比他之前預測中這個時間點的到來早了6～8年。
老齡化浪潮正在以超出預想的速度向我們襲來——這是中國經歷了令人炫目的經濟起飛之后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難題。
“發達國家用幾十、上百年時間所達到的老齡化程度，我們二十幾年就達到了。這意味著，我們能夠用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間大大縮短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指出。
“這意味著什么？整個社會必須適應這個變化加快轉型。”杜鵬指出。
老齡人口或超少兒人口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在人口大省四川、山東，老齡化形勢更趨嚴重。四川省老齡委的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360萬多人，占全省總人口的15.3%。而在山東，2010年該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942.98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9.84%，占全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8.09%，老年人口總量居全國第一位。
國際上通常把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或60歲以上的人口比重達到10%，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所顯示的數據，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比預想中要快。
根據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下簡稱“全國老齡辦”)2010年7月14發布的《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大約是1.67億。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大約是1.776億，普查的標準時點是2010年11月1日。
對比兩組數據后翟振武發現，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從2000年～2009年，提高2.5個百分點用了9年，而從2009年到2010年提高0.76個百分點僅用了1年。
“也就是說10個月時間多了1000多萬人，每個月增加100多萬人。照此計算，2013年，我國大陸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2億人”。根據杜鵬原來的預計，達到這個數要到2014年。“過去總人口大概每10年增長1.2億，而2000年到2010年僅僅增長了7000多萬，總人口增長速度降低，所以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更大”。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少兒人口比老年人口下降快。”杜鵬說。
過去10年，0～14歲的少兒人口下降了6.2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大約下降0.6個百分點；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大約每年上升0.3個百分點。如果上述趨勢繼續發展，杜鵬估算，到2014年，少兒人口占比將為14.2%，老年人口將升為14.4%——在新中國歷史上，老年人口總量和比例將首次超過少兒人口。
杜鵬指出：“這意味著過去我們的社會許多設施是為少兒準備的，比如我們建了大量的幼兒園、學校，以后必須適應老齡化的趨勢，發展適合老年人的各種設施，包括消費結構也要轉型。”
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生育情況，翟振武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內老齡化進程會越來越快。他說，新中國成立以后，上世紀50年代迎來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這一代人從2010年開始步入60歲。所以第一波老年人口增長高峰要一直從現在持續到2019年。
有關專家預計，由于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口負增長，1962年人口補償性回升，1973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等原因，在2019年～2022年我國老年人口的增長會減少，2022年～2032年增速回升，2033年以后再次降低。
“邊富邊老”
以前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很多學者和媒體用“未富先老”來概括中國老齡化的特征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但是，此次接受本刊采訪的多位學者認為，這只是對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老齡化特征的概括，我國現階段老齡化的特征應當是“邊富邊老”。
“未富先老”概念的提出者，是我國人口學、老年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鄔滄萍。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50美元，低于同時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而生育率已下降到較低水平，平均壽命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高出很多。提出“未富先老”，旨在向全社會提出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速，警示社會對老齡化做好各種準備，居安思危，才能有備無患。
“但是，2010年以后就不宜將‘未富先老’作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了。”杜鵬提醒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2010年各國人均GDP排名，中國人均GDP是4283美元。一般來講，發達國家在其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老年型人口下限標準時，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中國的數字與此差別并不大。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在對比了多個國家在人口老齡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對應關系后發現，世界上曾經出現過三種情況：有一些國家是“未富先老”(如法國、挪威、瑞典和意大利)，也有一些國家是“即富即老”(如英國和德國)，還有一些國家是“先富后老”(如美國、日本和韓國)。因此，中國并非世界上首次遇到問題的國家。
杜鵬曾運用聯合國人口司提供的2007年50個亞洲國家或地區人口老齡化資料，對中國與亞洲各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速度和老年人口規模進行了對比。他發現，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在亞洲各國當中，即使是在發展中國家也并不是最高的，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唯一構成“最”的是，中國在2070年以前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
但是，中國與自己的過去縱向比較，確實是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增高、速度加快。杜鵬、翟振武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曾于2005年做過一次“中國人口老齡化百年發展趨勢”預測，其中預計，從2010年到2032年的22年時間里，中國老年人口比例將會增加一倍，達到25%以上。
“過去提‘未富先老’是為了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如果一再強調這個概念，是為不能處理好老齡化的問題提供一個借口，那就沒有意義了。”杜鵬認為。
人口紅利消失的恐懼
在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的原因時，“人口紅利”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之后，“人口紅利消失”的觀點應聲而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5月5日在《經濟參考報》發表文章認為，這次人口調查數據確認，中國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預測，中國已越過劉易斯拐點，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于2015年前后開始下降，即確認人口紅利的消失。
關于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田雪原有自己的見解。1983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利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促進現代化建設》，文章中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和現在的“人口紅利”是同一個意思，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當中，由于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比例減小，出現一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高，從屬年齡比降低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階段。
田雪原認為，從1980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上升、老少被撫養人口占比即從屬比下降，到1990年下降到0.5，2009年下降到0.37最低值，2030年又回升到0.5，“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U型曲線可長達40年左右。“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我們還有20年時間可以收取人口紅利。”
田雪原提出，有兩個劉易斯拐點：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09年，這一年15到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達到最高，為73%；第二個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15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可達到10.0億峰值，2018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
這樣，2009年和2017年這兩個時間點就將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年之前，表現為勞動力供給過剩，勞動力市場是買方市場，勞動者缺乏議價能力；2010年至2017年，處于由過剩向平衡轉變階段，即由買賣雙方共同主宰，勞動力過剩和勞動力不足并存階段；2017年之后，主要表現為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力市場主要是賣方市場，勞動力價格會上升。不過，對不足要作出準確的估量。
杜鵬認為，“人口紅利”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只是從人口結構上進行解釋的一個參考。未來應對“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還是要靠對人力資源本身潛力的挖掘，中國可打的牌還有很多。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調整產業結構、考慮推遲退休年齡等。“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因為老年人口多而發展停滯的，也沒有哪個國家能靠勞動力數量取勝的。所以中國的發展必須要從依靠人口數量向依靠人口質量轉變。”
調整生育政策的空間
生育政策調整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因為能夠決定人口結構的只有兩個變量——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于醫學水平的進步比較緩慢，死亡率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認為是不變的。這樣，出生率就成為影響人口年齡結構的唯一變量。能用來影響老齡化進程的唯一政策變量就是生育政策。”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解釋。
近一兩年來，圍繞生育政策是否放開，有過許多爭論。
支持者認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言明的30年期限已到；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和生育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放開二胎不會發生生育反彈。
反對的主要理由有：中國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放開生育政策，反彈勢能較大等。
就本刊記者追蹤采訪的情況來看，調整生育政策目前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目前的分歧只在于“如何適度放開”。
2007年發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認為，全國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王桂新說，一般來說三五年的短期人口預測是能夠做得好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全國人口規模與之前做國家人口戰略時所預測的人口規模差距比較大，主要是因為當時做預測時設定的總和生育率比較高，現在的普查數據說明總和生育率并沒有那么高。
所謂的總和生育率，即一個婦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總數。按照人口學的規律，全國總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個平衡指標。一旦總和生育率超過2.1，人口數量就會增長，而小于2.1，人口數量就會下降，只有保持2.1，人口總數才會保持穩定。
翟振武認為，應當審慎、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在翟振武看來，媒體記者和一些學者之所以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呼聲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記者和學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觀念現在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國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農村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彈的勢能還是非常大的。這是我們近兩年請在校大學生回自己的家鄉做調查得出的結論。”
山西翼城曾作為放開二胎的試點地區。對于一些放開二胎的試點所取得的成果，翟振武說：“翼城有一定的特殊性，當地試點二胎生育時，周邊村莊實行‘一胎半’政策。所以他們有一定的壓力，大家互相之間有監督，因為如果不按政策生育，試點就會被取消，生育政策恢復‘一胎半’，因此它的經驗不太容易推廣。”
對于新加坡等地鼓勵生育，但生育率遲遲上不去的現象，翟振武提醒：“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而在我國，城市與鄉村的發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別，區域與區域的發展程度也不一樣。”
“當時設計計劃生育政策時，就是希望有一代獨生子女，如果再來一代獨生子女，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變為4—2—1型的，那就是一個人養兩個人”，田雪原反問本刊記者：“你覺得能承擔得了嗎？”
“說到底，調整生育政策只能緩解老齡化過程，我們所要經歷的老齡化進程是早晚的事，經濟社會發展盡快轉型才是長久之計”。王桂新說。
左學金說，根據2010年統計公報，農業生產總值占GDP10%多一點，就業占近38%，這說明農村還有一些勞動力未充分利用。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造成的勞動力流動障礙，應該消除制度壁壘、更好地發揮勞動力的潛能。“過去，我們對人力資本投入不足，教育財政性投資不到3.5%，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今后需要加大投資。大學也應當努力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
老有所依當為“百年大計”
中國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不止“人口紅利”消退那么簡單。今年年初曾有媒體報道，上海社保金每年虧空超百億元。有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社保虧空，并不是一座城市的問題，而“應對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養老金問題，是全國都面臨的大問題”。
李建民曾撰文說，中國老齡化挑戰的真正含義是：能否在經濟、社會轉型和人口迅速老齡化的條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國家制度安排和社會應對機制。
“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長，老齡化只是一根‘導火索’。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也不是因為我們無力支撐失衡的人口金字塔。”他說，“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期滯后是中國老齡危機的根源所在。”
李建民認為，人口迅速老齡化與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交織在一起，使得未來的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這一挑戰的本質是社會意義上的多方面挑戰：可能顛覆以社會身份分立、地區之間分隔為基本結構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資源分配的地區分割與分隔體制；可能終結中國經濟發展的傳統比較優勢；社會代際關系趨于緊張，進而威脅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
2011年3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將進一步加速。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著力推進老齡事業“六個體系”建設，即老齡戰略對策體系、老齡服務體系、老年經濟供養體系、老年健康支持體系、老年宜居環境體系、老齡工作體系。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若干體系的構建，關鍵還在于能夠落實在每一個與老年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實務”上。翟振武舉例說：“近幾年，我們在媒體上會看到有老人在自己家里去世，幾天以后才被鄰居發現。這就說明缺乏老年人的照顧護理體系。在國外，老人隨身帶有‘呼叫器’，即使摔一跤，也可以馬上摁下‘呼叫器’從而獲得幫助。”
“在國外，有專門為老年人設計的住宅，這種住宅特別注意老年人居住的無障礙化和通用化，如住宅內盡可能無高低門檻，洗浴間避免用易滑地板，多層樓房一般都裝有電梯，甚至還考慮與子女住親屬房的位置，這些都是為了老年人生活、出行、照料方便，等等。”王桂新舉例說，“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應該有一個綜合政策體系，是全社會的事。特別要注意我們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和行動應該體現在每一個細節當中。”
杜鵬認為，還應建立老年人社會參與體系。“傳統的觀念將老年人口視為‘被撫養人口’，并不指望他們對社會有多大貢獻，但是隨著我們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比如許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做許多事情，他們不僅在腦力上不輸年輕人，甚至在經驗上還占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我們也可以多想想老年人能做什么？為老有所為提供支持。”
“1982年，中國建立了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上世紀90年代后進入發展時期，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仍任重而道遠”。杜鵬說，“中國現階段仍處于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初期，但是這個“加速度”會非常快，老齡事業是百年大計，當早謀之。”□溫泉王海鷹吳曉穎
中國還是低生育率國家嗎
人口變動之河已經不停頓地流淌了20年，中國已經進入了超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人總是處于生育、死亡和遷移的變動狀態中，無論在一個地區或者國家范圍內隨時把握人口的變化都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人口的實際狀態往往和人們的感覺就存在較大出入。
以上海市為例，根據政府的以往統計，該市戶籍人口大約1400萬，外來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500多萬，所以常住人口為1900多萬。但是，這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常住人口卻是2300多萬，可見人口實際過程往往與人們的感覺有較大的差別。
同樣的，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所推算、分析出的婦女生育率，也和有關部門長期以來的感覺不一致。
生育率之變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婦女生育率維持在6.0左右。1969～1970年，我國婦女從5.8的水平開始下降，到1979～1980年左右已經降到2.8左右。1990年普查前一年，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2.14。這個數據大致也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于1992、1997和2001年的幾次抽樣調查相吻合。
按照人口統計學上的說法，如果能夠維持兩代人的簡單再生產，女兒那一代就至少應該生育2個孩子。因為在這兩個孩子成長到生育年齡以前可能會出現死亡情況，事實上需要生育2個以上的孩子。考慮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特別是農村的生活和醫療條件，2.14可能是相當于我國兩代人的更替水平。低于更替水平，被稱為低生育率。
在1990年人口普查后，所有的人口調查都表明總和生育率急劇地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上述3次調查和國家統計局1995年抽樣調查、2000年人口普查，無一例外地表明1991年后，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又從1.9迅速降到1.3左右，其中2000年普查前一年為1.22。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我國官方宣布已進入低生育率階段，計生主管部門曾宣布我國婦女的生育率為1.8。
步入超低生育率階段
根據普查，1982年我國0～14歲人口3.4億，占10億總人口的33.6%；1990年普查期間，該年齡組人口3.1億，占11.3億總人口的27.7%；2000年的該組數據為2.9億，占12.6億總人口的22.9%；2010年的數據為2.2億，占13.4億總人口的16.60%。
首先，這一數據要比同一途徑得到的生育率相對可靠一些，因為瞞報和遺漏主要發生在低年齡組特別是當年出生和接近出生年的人口群。我國還是一個需要證件才可以過正常生活的社會，隨著孩子六七歲上學就需要戶口等證件，家長在這前后就會想盡各種辦法申報正常的戶口。由于用0～14歲共15個年齡組人口數，即使期間有2000萬遺漏，也只占總人口的一個百分點。
其次，瞞報和遺漏是人口普查難以避免的，所以用這一人口指標數量和比例變化來分析生育率水平，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視角。在1982～2010年間的28年里，0～14歲人口由3.4億減到2.2億，減少了1.2億；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由33.59%減到16.60%，減少了16.99個百分點。
那么，生育率變化的情況呢？根據人口普查和國家計生委的幾次調查，1982年的婦女總和生育率處在2.79～2.86之間。因為那時就已經發生了瞞報，我們取最高值2.86。
1982～1990年間的8年，0～14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5.9個百分點，生育率由2.86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14，下降了0.72%。1990～2010年期間的20年，0～14歲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11.1個百分點，生育率也應繼續下降。如果生育率再下降一個“0.72”，那就是1.42。如果再考慮到這20年該年齡組人口比例下降幅度大于1980年代，則應取一個大于“0.72”的下降幅度，譬如接近“1.0”，那生育率數值就是1.2或1.3了，再增加“0.1”或“0.2”的作為彌補瞞報和遺漏的幅度，那么我國現在的生育率大約處在1.3～1.5區間。如果達到這個水平，那么中國就已經進入超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了。
及時應對勞動力減少趨勢
綜上所述，一方面表現出多生育早已不再是這個時代的特征；另一方面，我國將不得不面對勞動力日益減少的趨勢。
中國的情況，不同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入低生育率時期的日本。那時的日本已形成汽車和家電等先進支柱產業，靠自主品牌的工業產品進軍國際市場，贏得了充足的美元儲備。
而中國這些年來多依靠“兩頭在外”模式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掙取外匯。而這些都是建立在30年來的豐富勞動力資源基礎上的。一旦勞動力資源出現萎縮，勞動價格必然攀升，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也會逐漸消失。
人的生育本質就是勞動力資源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人口大國出現勞動力供應困難，對其本身和世界市場都將是一個重大挑戰。人口變動之河已經不停頓地流淌了20年，中國事實上進入了超低生育率國家行列，當年曾經的感覺已經不再那么準確了。及時跳出生育率偏差的誤區，適時適度調整人口政策，積極應對勞動力逐年減少的趨勢，已成當務之急。□(文/梁中堂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