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媒體頻頻爆出關于道德的種種負面新聞,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震動。人們在問:中國的社會道德狀況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慎重對待。除了對于每個具體事件都仔細了解,認真處置,汲取教訓,改進工作之外,還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以科學和理性的態(tài)度,分析我國道德建設的形勢,在把握規(guī)律的基礎上,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促進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發(fā)展。
一
社會道德聯(lián)系著整個人類社會,從這一池水里又可以窺見世界風云。也許當我們縱觀歷史,放眼世界,并且初步地把握了道德進步的規(guī)律之后,就能更科學、更理性地看待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形勢。
人類道德文明發(fā)展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直線的,特別是在每次社會轉型之時,往往都要經歷一番“道德的陣痛”。從原始社會末期私有制的出現(xiàn),曾經發(fā)生過的“從純樸的道德高峰上跌落下來”;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xiàn),又一次的道德滑落,都使人體會到了這一點。處于19世紀中期的馬克思感慨地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 恩格斯從1844年9月開始,在21個月的時間內調查研究了英國的狀況,包括工人階級的道德狀況。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里,他揭露當時的英國“到處是騙局”,食品(糖、茶、咖啡、煙、面粉)、煙草、衣服、磁器,商品的質和量,都充滿了欺騙,秤和尺的不準。社會上出現(xiàn)了“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每一個人的這種孤僻、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
日本也是一樣,從“明治維新”,直到二戰(zhàn)以后,不少有識之士也都在嘆息,“日本曾以君子之國而自居。但戰(zhàn)敗后社會的混亂程度可謂慘不忍睹:黑市交易趨于半公開化;人們對于罪惡之事司空見慣;對盜竊等犯罪行為不足為奇;虛假報告成為政治的依據(jù);偽造的申報單竟然成為經濟指標等等。”“在這種世風之下,即使大聲疾呼‘遵守道義’,又有誰會傾聽呢?”
一向以重道崇德而自豪的文明古國中國,仍然還是這樣。在辛亥革命之前直到五四運動之后,許多敏銳的知識分子都感受到了這個轉型的道德“陣痛”。從章太炎發(fā)現(xiàn)“俱分進化論”,感嘆“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道德愈遠”,到魯迅等人熱烈討論中國的“國民性”,勇敢地揭露道德上的丑惡,都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面對社會道德在轉型時期的波折,歷史上的諸多有識之士,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焦灼、沖動,更不只是嘆息,悲觀,而是清醒地看待,理性地分析,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和方法。對于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中的非道德現(xiàn)象,恩格斯指出,那些正是英國“當權的資產階級極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為的必然后果”。他堅定地認為,雖然我們至今“還沒有越出階級道德”,但是,“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知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歷史證明了恩格斯的遠見,后來英國的社會道德,盡管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病根未除,還有許多道德問題,但是與19世紀中后期相比較,還是有著不小的進步。
反觀中國,近60年來我們連續(xù)經歷了三次偉大的歷史性轉變,這就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性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么短的時期內,在我們這個有著十多億人口的超大國家里,進行了如此巨大的轉變,其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世所罕見。而在這些偉大的歷史轉變中,也時時處處伴隨有社會道德方面的轉變。
而且與物質文明建設相比,甚至與經濟政治等變化相比,人們思想道德的轉變要更為深入,更加細致,所需要的時間也更為長遠。我們慶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的這些歷史轉變都非常順利,在思想道德上也沒有出現(xiàn)過像英國、日本那樣的轉型陣痛,但是我們也清醒地意識到,傳統(tǒng)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勢力,特別是幾千年來小生產者思想道德的影響,頑固地盤踞在我們的頭腦里,不會輕易退去;西方資本主義思想道德的強勢侵入,經常花樣翻新,頗具誘惑力。再加之我們國家原來的底子薄,經濟文化不夠發(fā)達,尤其是社會轉變出現(xiàn)的大變革中出現(xiàn)新矛盾、新問題,各種社會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者的經驗能力跟不上,這些都會反映在人們的思想道德上,或者以社會道德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從這個角度講,道德建設中出現(xiàn)一些失誤和毛病,甚至出現(xiàn)局部滑坡現(xiàn)象,并不奇怪。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道德只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歸根到底要受社會關系決定。不是道德決定社會發(fā)展,而往往是社會發(fā)展決定著社會道德的發(fā)展,決定著它的水平和高下。一個壞的社會,怎么也不會提升起好的社會道德水平;同樣,一個健康發(fā)展的社會,也決不會允許其道德水平長期跌落到它所允許的標準之下,它會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改善其道德狀況,提升人們的道德水平。
當前我國各界人士對于各種非道德現(xiàn)象的高度義憤,表現(xiàn)出的這種對于非道德現(xiàn)象的“零容忍”，正是出于對于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高度關注，是一種新的文化自覺；而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決議，也正是反映和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采取的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大決策和重要步驟。
二
評論道德的滑坡和爬坡，首先要清楚什么是道德，它的內含和外延。道德是一種從善惡的角度，用知、情、意來表現(xiàn)和增進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之上，用以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是個內容非常豐富，外延相當寬廣的概念。它包括著人們之間的道德關系、道德準則和行為規(guī)范、道德實踐(包括道德評價、道德行為、道德教育和培養(yǎng))等等。即使以社會道德而論，也包括著例如家庭道德、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和個人品德等等許多方面，在各個領域里，又分別有著許許多多的具體規(guī)范。要知道，就在這些具體的準則和規(guī)范之間，不但許多是不協(xié)調、不同步的，例如仁愛與智慧，進取與遵紀，而且它們在各個時期的社會道德狀況和水平里，所占據(jù)的地位和份額也是不同的。有的時代強調這幾點，另一個時代又重視另外幾點。
其次，也必須考慮道德的主體，就是人的復雜狀況。人類社會更是個極其復雜的組合，其中包括各個階級、階層、民族、社會集團，他們之間在道德上的差別很大；具體到每個人，由于其出身、經歷不同，知識、水平、職業(yè)、教養(yǎng)種種的差異，尤其是在不同的社會和時代里，即使同一個人，他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表現(xiàn)也會有差別和不同。
由此可見，人們要判定某個社會，或某個時期社會道德水平的高下起落，是個極其困難的問題。至今也沒有什么人能夠制定一個測量社會道德水平高下的標準體系。我們不能根據(jù)某一標準、某一尺度確定社會道德水平滑坡，還是爬坡。例如，我們不能由于現(xiàn)今的某些社會腐敗、誠信缺失，就斷定我們全社會的道德敗壞；它們畢竟只是在某些部門、某個領域的問題。更不能由于少數(shù)人麻木泠淡，見危不救而判定全社會的道德滑坡，因為這也只是極少數(shù)人的表現(xiàn)，代表不了全國人民的道德水平。對于我國當前社會道德狀況，必須以唯物辯證法作指導，堅持全面地觀察，在把握全局時，還必須分清樹木和森林、主流和支流，不要從片面性的前提，得出普遍性的結論。
如果全面地觀察我國的社會道德狀況，我們就會得出結論，中國目前的社會道德存在著種種道德失范現(xiàn)象，有些甚至是改革開放以來更加嚴重的，例如官場中有腐敗，商場里缺誠信，公眾場所里有自私和冷漠，然而這一切都還只是局部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人民更加積極進取、奮發(fā)向上，自信自強。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民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勤勞樸素、誠實善良的，這些才是社會的主流。不但從我們各個地區(qū)、單位里，每年評選出來的道德模范身上可以看到道德的光彩，更可以從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里，隨時能夠感受和體會到“還是好人多”。不然何以在遇到自然和社會災害面前，會出現(xiàn)那樣多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局面；何以全國的社會經濟會如此飛速發(fā)展，綜合國力會這樣大幅躍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步，民族的振興，背后有著強大的思想道德力量的支撐。一個國家和民族發(fā)生如此偉大的發(fā)展變化，取得如此偉大的成績和進步，離開了廣大人民思想道德的力量是難以想象的。
三
談論我國道德建設的形勢，究竟是“滑坡”還是“爬坡”，都會涉及到一個“道德之坡”概念。這個“坡”又是什么呢？其實它就是由時代決定的，需要建立和堅持的先進的道德規(guī)范體系，這是我們觀察和衡量社會道德水平的標尺，也是人們思想道德建設的出發(fā)點和目標。今天，我們中國人民需要的道德之“坡”，既不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道德，更不是我國古代的封建主義道德，而是與人類文明和我們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相承接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它集中地體現(xiàn)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里，體現(xiàn)在社會主義榮辱觀上。
我們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是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承接了人類傳統(tǒng)文明和東西方優(yōu)良道德的基礎上，在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偉大實踐中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例如它所堅持的集體主義原則，其理論根據(jù)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人的本質在其“現(xiàn)實性”上，乃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或“個人”。從這里出發(fā)，它最科學地解決了集體與個人的辯證關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既反對漠視個人和個人利益的“虛幻”集體，也不贊成盲目的、極端個人主義。主張當二者發(fā)生尖銳沖突，無法調和的情況時，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因為歸根到底，集體利益代表著更多的個人利益，以及包括著犧牲者之利益在內的，個人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歷史證明，正是集體主義原則保障了我們隊伍的步伐一致，使我們的事業(yè)從勝利走向勝利。
還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高瞻遠矚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而且兩手都要硬。提出要培養(yǎng)“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人才。三十多年來，我們黨一直重視思想道德建設，黨中央1996年作出《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2001年又印發(fā)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直到2006年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此期間，黨中央還曾多次作出關于未成年人、大學生思想道德建設等等決議，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應當指出，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樹立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這個坡，本身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大貢獻，一大勝利，它是我們多年來辛勤工作的結果，也為未來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道路。這些事實都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一直在探索和攀登這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之“坡”。
回顧幾十年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所走過的道路，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正在曲折的道路上前進。盡管偶有滑坡，但是我們正在不斷制止滑坡的情況下堅持爬坡。一方面成績巨大，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另一方面，問題和困難還有不少，任重道遠，我們還要謙虛謹慎，做好工作。我們堅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我們國家的道德狀況一定會越來越好。陳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