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夢溪
蓋人類的一切創造，都緣于自由，人生的一切挫折，也都緣于自由。而狂，則是自由的情感外化，和自由精神的變體。如果“狂”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情趣，乃至一個人的性格精神和審美趣味，我們可愛的東坡先生，有理由作為它的全權代表。
宋朝和唐朝相比，士人的狂者精神似乎已經斂退了許多。宋儒的集大成者朱熹，最不能容忍學者有“狂”的氣息。我們如果翻一翻他的著作，會發現“狂”之一字，他的解釋幾乎全都是負面的。他很少單獨使用“狂”字，而是組成“狂妄”、“狂躁”、“狂易”、“狂恣”、“狂騖”、“狂率”、“狂僭”、“狂悖”一類語詞，否定評價的取向至為明顯。二程（程顥、程頤）的看法略同于朱熹。
而作為北宋改革的急先鋒王安石，狂的因子完全具備，但他最終沒有發展為狂，而是走向了“拗”。他的內心其實明朗而單純，只不過國身通一的儒家理想，使他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置自身的處境于不顧。面對反對改革的眾聲喧嘩，他毫不動搖，友諫不聽，敵毀不回。因此而得“拗相公”的雅號。不過在他的對手眼中，王安石就不止是“拗”了，“狂妄”、“狂悖”抑或有之。王安石自己的解釋是：“好大人謂狂，知微乃如諜。”（《再用前韻寄蔡天啟》）他不能容忍把“狂”和他聯系起來。對手中也許只有一個人并不在意他的狂與不狂，這個人是蘇東坡。
蘇東坡當時后世一向有狂放之名，連同他的詞的寫作，也成了公認的豪放派的代表。因此宋朝的狂士，不能不首推蘇東坡。他也不諱言自己的狂邁，詩詞中每有以“狂”自況的詩句，如“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婦惡嘲謗”等等。中華書局出版的清王文誥輯注的《蘇軾詩集》（孔凡禮點校，共八冊）比較好讀，我邊讀邊擒拿，竟覓到近四十條跟“狂”有關的詩句（如果用電腦搜索當發現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詞學大家龍榆生校箋的《東坡樂府》，也有多例，其中第220頁的《十拍子》“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語詞尤為率直明露。總的印象是，年輕時涉“狂”的語詞比較多，年齡越大，“狂”詞越少，這也合乎人生的邏輯。
蘇軾的狂，是秉承盛唐遺風的率性之狂，也是詩人之狂。可以說，無狂便無蘇東坡矣，如同沒有狂便沒有李白一樣。他和李白的不同之處是他不善飲，可是他比善飲之人更懂得酒性，而且越是年長越貪杯中物。他在詩中寫道：“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群卉。”（《戲書》）又說：“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次韻樂著作送酒》）故蘇軾的狂，大體與酒狂無關，但借酒壯膽、增加豪氣的想法，他未必沒有。請看下面詩句：“無多酌我君須聽，醉后飆狂膽滿軀。”（《和謝生二首》之二）“孤村野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鐵溝行贈喬太博》）不過他也很矛盾，乘酒興而放言固然痛快，過后想起來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詩中坦承：“飲中真味老更濃，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事實上，他的多次得罪，一貶再貶，還不是由于“狂言”和“真味”？而且主要是“真味”。他的那首有名的《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可謂飽含辛酸的自嘲。此詩的另一版本作“目若新生之犢，心如不系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更能彰顯東坡的自由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