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在67年的革命歲月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不下馬的將軍”：主政湖北，造福一方
1927年11月，李先念參加黃（安）麻（城）起義，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期間，他堅決支持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斗爭。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后，黨中央決定成立西路軍，李先念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他率部翻越祁連山，穿過荒無人煙的戈壁灘，在陳云、騰代遠的接應下，為黨和紅軍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澤東曾高度評價他在西路軍建立的功績，稱李先念是“不下馬的將軍”。
1949年5月，李先念被任命為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湖北省黨政軍全面工作。湖北是李先念的家鄉，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的主要地點之一。當時湖北剛剛解放不久，百廢待興。李先念主政湖北后，立即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家鄉解放后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并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從戰爭到經濟建設的歷史性過渡。
曾經擔任過李先念秘書的黃達回憶說：“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戰’。”黃達解釋說：“黑”是指煤炭，“白”是指大米和布匹等。當時，一些資本家趁新政權立足未穩，抬高物價，黃金和白銀的價格也隨之暴漲。黃達說：當時李先念聯系上海等經濟實力較強的城市，往湖北調集物資，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發揮一些資本家的作用。由于措施得力，很快穩住了市場，控制了局面。
當時任中財委主任、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陳云，對李先念主管湖北財政經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績十分欣賞。陳云稱贊說：李先念“是將軍管理經濟，但他能很快精通當時的經濟工作，這是十分難得的”。這是對李先念的很高評價。
治國功臣：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調一批年富力強、有管理經濟和財政工作才干的領導干部到中央擔任領導職務。李先念成為候選人之一。后經中央決定：由他出任財政部長和主管財委第二辦公室(即財貿辦公室)，主要負責領導財政、銀行、商業、外貿、物價等部門的工作。
李先念上任后，堅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毛澤東經濟思想以及中央的有關文件、指示，堅定不移地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凡屬于財貿工作的重要問題，他都及時向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請示匯報。此外，他還特別注意向主管經濟工作的陳云學習。陳云的求實精神以及管理財經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法，對他有很大的影響。李先念說陳云是教會他管理財政的老師。
在領導經濟和財貿工作這一新的崗位上，李先念還非常重視依靠財貿辦公室集體領導的智慧和力量。同他在一起工作的領導成員中，不少人學識淵博，業務精通，經驗豐富，是財貿戰線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實意地向他們學習，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積極采納他們的正確主張。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過的段云曾回憶說：“他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像毛主席說的那樣，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很快便掌握了這一方面的有關知識。”后來的國務委員、財政部長王丙乾也說：“他地位雖高但不自居，經常找一些司長、處長和有業務專長的一般干部，了解情況，研究問題。他這種抓住問題力求弄通弄透，廣開言路的工作作風，激勵和推動著大家研究財政經濟情況，發現問題，研究對策，解決問題，開拓前進。”
就這樣，李先念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贏得了中央最高領導的信任。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時稱贊說：“建國之初我們非常缺乏經濟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們只好抓了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么不好的。我們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國的人民幣和其他各種錢財管理得非常好！”
李先念后來在國務院主管財貿工作長達22年，成為周總理這位“大總管”的得力助手。毛澤東曾稱贊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李先念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五中全會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
不過，“經濟學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絕承認的身份。1966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接見來訪的李先念時，稱李先念是位經濟學家。李先念說，我就是位實干家。所以，在他的傳記里，人們尊重了老人生前的意愿，沒有稱他為“經濟學家”。
中流砥柱：“文革”中輔佐鄧小平力抓整頓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襲來，全國的政治、經濟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對社會生產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在此期間，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始終堅定立場，與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1967年2月，李先念被誣為“二月逆流”的成員，受到嚴重沖擊。但他并沒有被極左勢力嚇倒，仍然盡可能地做挽救工作，盡量減少由于動亂造成的損失。
1975年1月，由于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
2月初，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委和有關負責人會議，明確副總理分工問題，由李先念協助鄧小平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此間，他全力支持鄧小平同江青集團作斗爭，推進了全國整頓工作的開展。在“四人幫”企圖阻止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時，李先念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堅決主張鄧小平出席。在為召開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中，李先念積極提供情況，參與和協助鄧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一起在周恩來病榻前商定國務院各部委的人選。四屆人大召開前夕，毛澤東要了解當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下一個年度的計劃及長期發展的設想。李先念如實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李先念雖然不分管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但他仍然關注這方面工作的調整和整頓。在“四人幫”發動對電影《海霞》的批判時，他和朱德等同志一起調看此片，一致表示肯定和贊賞，并建議放映這部電影招待國際友人，在政治局會議上他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全國上映這部電影的建議。在得知毛澤東講“老九不能走”后，他立即到水電部去傳達這一指示，嚴肅批評那些輕視、誣蔑知識分子的奇談怪論和錯誤看法，重新闡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
江青一伙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進行全面整頓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發難。他們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再一次把矛頭指向周恩來。1975年5月，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進行批評。李先念同鄧小平、葉劍英等一起，就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反經驗主義等問題進行了批評和質問。這是多年來批評“四人幫”最嚴厲最尖銳的一次會議。
李先念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為保持黨和國家的穩定作出了極大努力，也為結束“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緊要關頭：重拳出擊，粉碎“四人幫”
1976年10月，中國政壇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粉碎“四人幫”事件。在這一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李先念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與“四人幫”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這期間，他堅決地站在華國鋒一邊，全力支持華國鋒的工作。由于李先念在當時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為華國鋒探知葉劍英元帥的態度、進而爭取到葉劍英支持的一個重要橋梁。
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警覺到了江青集團的危險。在毛澤東治喪期間，華國鋒借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到北京西皇城根9號院李先念的家。
李先念對華國鋒的到來頗感意外。華國鋒對李先念說：我們同他們（指“四人幫”）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問一問葉帥的意見并請葉帥考慮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問題。李先念當即表示，完全支持和贊成華國鋒的意見。
兩天后，李先念借心情不好去香山散心。汽車快到香山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說，去西山葉帥住處。
葉帥將李先念讓到屋里。兩人坐下后，葉劍英打開收音機，以防有人竊聽。葉帥耳背，又加上收音機干擾，李先念說話，他聽不清楚。兩人商議用筆寫，然后燒掉。
當李先念寫了“這場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時，葉劍英寫下了“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李先念寫了“請你考慮時機和方式”，葉點頭表示同意。隨后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并打了一個問號。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兩人只談了30分鐘。隨后，他們還特別小心地燒掉了紙條。
籌劃粉碎“四人幫”，既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又關系到參與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華國鋒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幾個人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分頭進行。
在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中，李先念是主要決策人之一，為從危難中挽救黨、挽救革命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撥亂反正：經濟改革的先導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協助鄧小平領導全黨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積極推進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新憲法頒布后當選的第一位共和國主席。
此后，他相繼去了許多省市，視察企業、港口、工程項目、經濟開發區和農村，了解當地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情況，指導工作。在外事工作方面，他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參與調整對外政策，及時處理國際上發生的一些重大問題。并先后出訪了亞洲、非洲、歐洲、北美洲的20多個國家，向世界各國闡明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改革開放的方針。
1988年4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先念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這期間，他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并根據我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積極推進政協的組織制度建設，支持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參政議政，進行調查研究，就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發展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議。他十分關心貧困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為了促進中國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倡導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民間扶貧團體——中國扶貧基金會，并親自擔任名譽會長。
李先念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后，仍然十分關心水利建設。興建三峽水利工程一直是他的夢想。他堅信興建三峽水利工程會從根本上解決長江中下游的洪災，變水患為水利。為此，他先后多次去實地考察，聽取專家的匯報，力促盡快上馬。他參與領導了修建長江三峽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壩水電站，為三峽工程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間，他也在關注著三峽工程論證的情況。當得知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通過了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后，他興奮不已，動情地對身邊的人說：“三峽工程是毛主席的遺愿，我也是做夢都想建三峽，三峽也是全國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興建三峽，以了卻我們的心愿。”
“三朝元老”：“毛澤東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縱觀李先念的一生，人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建國后連續5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先念，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在數次政治風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領導人之一。經歷了第一、二、三代領導人交替與變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層為數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出身貧寒，略讀私塾，沒有進軍校受訓，也沒有出國深造，竟然能夠從普通一兵到將軍，而且往往是臨危受命，獨當一面；他沒有攻讀經濟理論，卻從軍事工作轉向經濟領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從實際中學習，向別人學習。對此，薄一波曾回憶說：李先念“為了黨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學，努力向其他同志學習。他經常向陳云同志請教，也時常和我交換意見。”李先念生前曾幾次對別人講：“自己軍事上是從徐向前同志那里學來的，經濟上陳云同志是我的老師，外交上是周總理直接指導的，而毛澤東則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在建國后歷次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李先念雖受沖擊但未離開領導崗位，這也和毛澤東或微妙或直接的保護不無關系。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毛澤東在一座法式建筑風格的天主教堂內會見了當時只有26歲的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給毛澤東和朱德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毛澤東對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睞，他說：“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
1987年，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聚會時，陳再道問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說你是不倒翁！”李先念當時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誰跟‘四人幫’斗爭呢？只有自己保護好了才能保護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