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生兒父親與醫生沖突引發思考
11月8日，深圳第二人民醫院，發生一起新生兒父親毆打醫生事件。媒體報道，因為該新生兒被診斷可能為腦癱，父親決定放棄搶救，而醫生則將其救活。一時間，救還是不救，引起社會輿論爭論。事件以家長向醫生道歉而告終，而相關討論還在延續。專家認為，該事件雖然是個案，卻折射出當前醫患關系、醫學倫理、社會救助等一系列問題。
救還是不救，不是問題的問題
11月3日，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陳先生的孩子一出生，便出現重度窒息，生命垂危，同時被告知即使救活也有腦癱可能。陳先生決定放棄搶救，而接診的羅醫生則把孩子給搶救了過來。11月8日，孩子經復查證實患有缺氧缺血性腦病。陳先生于是沖進辦公室毆打羅醫生。雖然，陳先生最后向羅醫生道歉，但二人的心結卻并未平復，各執一詞。
據媒體報道，陳先生表示，生小孩前，羅醫生就說孩子生下來會是個大白癡。生下來后，護士又說孩子沒呼吸沒心跳。當時自己說不要了，醫生還要把孩子給搶救過來。現在對家人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對孩子來說也是痛苦的。一氣之下，就想把羅醫生打一頓。
羅醫生則否認說過孩子一定會是個大白癡。他只是將最壞的結果告知陳先生，說孩子出生后，可能會是白癡、腦癱甚至死亡。這只是正常的告知而已。
深圳市兒童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表示，缺氧缺血性腦病，屬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突發問題，而非先天性缺陷，所以產前是根本無法診斷、篩查出來的。孩子未出生前，醫生一般只能告知預計的狀況。如果此時家長未表達強烈的意愿，醫生肯定會救人為先。即使家長意愿強烈，醫生也只能先報醫院醫務科備案、商議，家長簽字，才可以決定是否終止妊娠。孩子出生后，生命已經存在，就不存在救還是不救的問題了。
對此，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院長、倫理學教授叢亞麗也認為，人只要出生就有生命權。這不僅是個醫德問題，更是個法律問題，“醫生能不救死扶傷嗎？誰有資格簽不搶救的協議呢？”
“誰可以決定孩子的命運？誰能給患嬰‘判刑’？”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也表示，該事件值得全社會的反思。
反映醫患矛盾，折射救助缺失
許多人認為，家長陳先生打人不對，但值得同情。“醫生、護士在用語上是否恰當？譬如說人家是‘白癡’，而沒有考慮患者家屬的心情？”也有人質問，醫生是否有夸大之辭，故意把病說得嚴重，這樣才能“進退自如”？
深圳一位年輕的醫生表示，這些情況的確可能存在。這也反映了當前醫患關系的緊張。“因為我不知道面前的家屬是什么脾氣的人。”他說，所以很多時候就選擇比較模糊的說法。
人們給予家長同情，還源于當前社會救助制度的缺失。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腦癱兒童約有300萬到400萬，每年新發病約有6萬例。因為治療、養育腦癱兒的艱難，家庭往往不堪重負。
據了解，腦癱兒童的治療一般在6歲之前，年費用為10余萬元；6歲之后的康復性藥物仍需要大量資金。大多數地方，腦癱康復費用尚未納入醫保范圍，治療用藥也不在醫保藥品目錄內。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是臨時性救助，無疑是杯水車薪。治療康復機構少、治療師隊伍不穩定、相關醫療知識普及乏力等也給救助帶來了難題。
我國對兒童福利保障一直十分重視。民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國的兒童福利制度建設已經起步，下一步將加大力度推動制度構建，同時也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專門部門來負責兒童福利救濟。
對生命的尊重無需討論
該事件耐人尋味的是，公眾在“救與不救”這個原本不值得討論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每當看到這樣的新聞，我就感覺是整個社會的失職。”叢亞麗痛心地說，這不只需要醫生、護士對患者的關心，更需要全社會的關心，需要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善。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博士韓望喜也表示，“每個孩子都是社會的孩子，整個社會有責任和義務幫助這些殘障家庭的父母減輕負擔。”
“如果以殘缺來論，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人值得活下去？”韓望喜說，今天孩子是健康的，怎么知道10年后還是健康的？一個物品你可以退貨，一個生命可以嗎？
廖新波也說，如果對“腦癱”新生兒大家說不救為妙，那癡呆老人呢？
“無論中西文化傳統，生命至上都是一個基本原則。”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倫理學專家景海峰教授說。
專家表示，對殘障兒童、人群的歧視，既來自社會，也來自于包括親人在內的“自我歧視”，我們需要救助的不僅是兒童，更是大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心理。
景海峰認為，全社會都應對堅持道義的行為給予支持，讓精神和理想現實化，讓正面積極的力量最大化，使良好的社會風氣延續下去。（記者 呂紹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