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就《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修訂再版向季羨林先生請教(吳子桐+攝)
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馬來亞大學孔子學院成立的相關活動，突然收到北大和北外兩位秘書同時發來的短信，告知學術大師季羨林先生于當天上午8點50分逝世的消息。我聽到噩耗，感到十分震驚和悲痛。
我是1978年進入北大歷史系學習的，在求學期間就對季羨林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淵博的學識非常景仰。自1982年在北大校辦工作后，我與季先生有著近三十年的交往，經常去季老家請教問題。特別是季老近年長期住在301醫院療養，我也經常去拜望先生。記得去年先生97歲生日之際，我和同事去向先生祝壽，還沒進門，先生先開起了玩笑：“千萬不要祝我長命百歲———我現在已經97歲了，祝我長命百歲的話，我就只能再活三年時間了。”大家都為先生的幽默逗樂了，我說：“那就祝您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話題就這樣打開了。
先生是近百歲之齡的老人，思維非常清晰，但視力和聽力較以往下降了很多，身體情況不如前幾年了。我深知生老病死是人生無法避免的客觀規律，但是聽到先生駕鶴仙逝的消息，一下子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先生走得太匆忙了。本來想這次從馬來西亞回國后就去拜望先生，還要準備給先生過九八壽誕，沒有想到沒有見上先生最后一面。在回國的飛機上，我思緒聯翩，眼前不時浮現著季先生的形象：戴一頂中式帽子，穿一身藍色卡其布的中山裝，撫摸著心愛的白貓，泛著慈祥的笑容，映著絢爛的晚霞，坐看朗潤園的清塘荷韻……
季老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
1986年4月，受北大洛陽校友會的邀請，季老和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張學書同志商量，決定在牡丹花季期間前去洛陽訪問。我和校辦副主任楊永庚等其他幾位同志便一同參加了。
這恐怕是季老從繁忙的工作崗位退下來之后的第一次去外地活動。文革結束后的這些年，特別是文革期間被抄走的那些書籍和文物歸還以后，季老也慢慢開心了起來。后來季老多次向我回憶起，那時的中央領導、他的老同學胡喬木同志還希望他能到中國社科院和中國佛教協會工作，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季先生希望由年輕一輩擔任院長或會長的職務。他說，真當了那個官，就不自由了，去不了洛陽賞牡丹。
洛陽一帶不乏中國佛教的圣地。我們參觀的白馬寺有著“白馬馱經”的動人故事，是佛教傳入中國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被尊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少林寺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有著很多傳奇佳話——達摩東渡，在少林寺弘法，首倡禪宗頓教，確立了少林寺禪宗祖庭的至尊地位；到了伊水之畔的龍門石窟，季老指著那一尊尊雍容典雅的菩薩造像，講解著那些迷人的傳奇故事，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佛教的藝術魅力。
每到一處佛教大殿，季老都嚴肅地立正站好，脫帽鞠躬。各寺的方丈聽說季老來了，也都安排單獨會見，請教佛教方面的專業問題，季老也總是笑容可掬，有問必答。在與方丈們交談之后，季老有些感慨，認為十年“文革”對文化的破壞太嚴重了，佛學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佛學界的整體學術水平已不如當時的臺灣。1999年，季老終于如愿以償到了臺灣，訪問了法鼓山等佛教圣地。
季老是研究佛學的大師，在洛陽造訪這些佛教名勝，興致很高，談笑風生，還不時和我們談論一些佛教方面的學術問題，一點也不像一位75歲的老人。對我們來說，那是一次極為開心和難忘的旅行。然而，在從洛陽回北京的火車上，卻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季老對這件事情的處理，又顯示出他令人尊敬的品格。
當時，北京與洛陽之間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車，一票難求自不待言。坐軟臥包廂也有級別要求，縣團級以上的官員才能乘坐。我因要照顧季老，提著行李，雖然級別不夠，也就一同上了擁擠的軟臥車廂。
列車長是一位很用心的人，看到來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者，出于對老人的尊重，不忍心讓老人家擠來擠去，就臨時動議，把季老、學書校長和我等四人安排在了第一個軟臥包廂。這時，原被安排在第一包廂的那位司局級的官員也帶人上了火車，當發現被車長調換到后面的包廂后，便大發脾氣，暴跳如雷。他拒絕列車長調換的包廂，在火車過道上來回走著，使勁地踩踏地板，大聲嚷嚷，說“有的人不夠級別，也坐上了軟臥。車長擅用職權，調換包廂，我要向鐵道部反映，撤了他的職！”當時，人們都比較老實，只聽不說，任他反復地大發脾氣。
季老、張校長和我們四位坐在包廂里也沒有吭聲。當我聽到他指責年輕人坐軟臥時，也有點緊張，怕被調走，無法照顧兩位老人家。季老聽到這人的霸道勁，很不高興。他按捺不住心頭那份憤慨，告訴我說：“你去找這個人，貼近他的耳朵說兩個意思：‘第一，你這種做法實在是太過分了；第二，如果你要去鐵道部告狀，撤列車長的職，包廂里的那位老人就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向李鵬總理告狀，撤你的職。’不要和他吵架，說完馬上回來。”
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那位干部面前，輕聲地對他說：“一位長者讓我跟您捎幾句話。”他先是一愣，我趁機把季老剛才吩咐的話語對他復述了一遍。我說完之后，馬上回到了包廂。這時列車也開動了。奇怪的是，剛才還吵吵嚷嚷的車廂立馬安靜下來。
那位列車長到軟臥包廂里來，向季老訴苦，還掉了眼淚。季老聽了心情非常沉重，安慰列車長，說他這樣做得對，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美德，請他放寬心，不會有事。半個小時之后，列車長又回來了，說剛才那位大吵大鬧的司局級干部，不知為什么不但不再吵著換包廂，還死活不肯在軟臥車廂呆了，堅決要求改坐硬臥車廂。我想，季老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教育人，使那位領導干部自慚形穢，達到自我反省的結果。
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一幕仍然歷歷在目。季老平生為人淡泊寧靜，但那一刻自有不怒自威的震懾力。我想起了魯迅的一句話：“陶淵明并不是渾身靜穆，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我想，季老也是如此。
季老對年輕學者的獎掖讓我永生難忘
我在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夏威夷大學留學期間，曾經看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冊。這是由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撰寫前言的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書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聞名海內外的學術大師，他們從不同角度回憶和考證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師同文館的歷史。我由此對研究北京大學創辦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北大這樣一所與中國近代史有著密切聯系的大學，其創辦的根本原因何在？京師大學堂與太學、國子監是什么關系？中國第一所官方開辦的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為什么要并入到京師大學堂？帶著這些問題，我開始了史料的收集工作。
我在1995年底回到北大，適逢北大“百年校慶”籌備工作正式啟動，更激發了我的研究熱情。經過近兩年時間的研究和寫作，我在1997年年底完成了《從京師同文館到京師大學堂》的書稿，希望北大出版社出版。編輯們對書稿拿不準，希望我請一位專家提出推薦意見。當時離校慶還有四個月的時間，確實來不及了，我沒有辦法，只好去敲季老的家門。
當時，季老相濡以沫的夫人彭德華女士已經去世三年了，由東語系李玉潔老師擔任季老的秘書工作。1997年12月30日的下午5點多鐘，當時正是冰凍三尺、寒風凜冽，我膽戰心驚地敲開季老的房門，季老正準備吃晚飯。我把來意向季老做了報告，請季老看看我這部書稿的學術觀點是否能夠成立。季老對待學術問題向來非常嚴肅，便說：“你放在這里吧。”我不便過多叨擾，起身告辭。
過了三天，1998年元月2日的下午，李玉潔老師打來電話：“郝平，你可把季老弄苦了，他老人家三天都沒出門了，一直都在看你那本書稿。你趕快來季老這一趟。”
我騎上自行車很快到了季老府上。一開始，季老沒有讓我看他寫的序言，而是讓我坐到沙發上，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京師同文館、國子監與京師大學堂之間的關系等幾個問題，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季老對我的回答還算滿意，說：“能自圓其說。我同意你的觀點，北大的校史應當上溯到漢朝的太學”。季老接著說：“中國的學統從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京師大學堂，最后轉為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沒有中斷。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除了給你的書寫了序言之外，我還給你的書改了個名字，你看叫做《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好不好？”我當然連聲說好。
我雙手接過季老遞給我的序言復印稿，激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確實沒有想到季老會為我的書作序，也沒想到季老會為我的書更改并題寫了書名。我當初的奢望，是季老能夠抽出個把小時粗粗一翻，然后讓李玉潔老師給出版社打個電話，書就可以出了。
季老說：“北大百年校慶臨近了，還沒有見到一本有關校史方面的著作，校史研究不能后繼無人啊。”再看看這份近三千字的序言手稿，一筆一劃，字跡工整。李老師說：“季老伏案工作，早晨五點就開始爬格子，三天時間沒有出門。”在那個場景下，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到家認真研讀季老的序言，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他對青年人的那種希望和期待，也反映了季老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的獨到和深刻的見解。
季老在序言中對我的評價，我心里非常感動，也覺得學力不夠，擔當不起。我立即給李玉潔老師打電話，我說要向季老表示，他的褒獎之詞我承受不起，希望季老能刪去一些夸獎我的文字。季老答應了我的請求，刪去了一些話，但季老要李老師回話給我，說再要求刪就不發了。我仍然覺得有愧，我把這篇分量厚重的序言，視為季老對我這代青年人的殷切期望。之后，我也就成了季老家的常客了。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慶之際，北大出版社又修訂再版了《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一書。季老聽說之后，專門為這本書的再版題詞：“華夏文明薪火的傳承，中國現代教育的開端”，對我再予鼓勵。
1999年起，我開始了對曾擔任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等職務的司徒雷登的研究。我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司徒雷登的英文版回憶錄《在華五十年》，圖書館管理員告訴我此書已經被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借走。當時我比較迫切地想看到這本書，便問圖書管理員什么時候可以歸還，當下得知借閱這本書的是季老。
后來，我去季老府上拜望請益的時候，季老正在看這本英文版的《在華五十年》。季老得知我在做司徒雷登的研究，不但欣然將他正在閱讀的《在華五十年》借給我先看，還和我饒有興趣地談論起司徒雷登的話題，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在季老的鼓勵和指導之下，我研究司徒雷登的著作《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在2002年出版。
季老1999年到臺灣訪問期間，曾專程去祭掃胡適先生的墓地。季老回到北大之后，寫下《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的名文：“我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里，往事如云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
我在學術上一點一滴的進步，都凝聚著季老對我的獎掖和鼓勵。季老遽歸道山，如果有機會，我也愿把那些不成器的文字焚毀在季老的靈前，告慰先生生前的厚愛和指教。
季老對北外同仁的鼓勵
2005年6月，我受教育部安排離開北大，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擔任校長。季老聽說之后，專門為我題寫了韓愈《進學解》中的一句話：“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我到北外工作這四年多時間，一直努力按照季老的教誨去做事做人。我經常和楊學義書記等北外的領導班子一起，每隔兩三個月，都要去301醫院拜訪和看望季老。我們每次都要帶上外研社食堂精心制作的、季老最喜歡的俄羅斯紅菜湯。季老與我們談話總是非常愉快，我們每次作別，他都用依依不舍的目光，目送我們遠去。回想起這四年來季老在病榻前與我們討論學術與人生，每次談話都是極為珍貴的精神盛宴。
外語學習問題，是季老每次都要和我們談起的核心話題。季老經常說起，在外語教學與研究方面，北大的學術研究做得出色，北外對學生外語應用能力的培養做得扎實。他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就經常從北大騎自行車來北外取經。季老希望對外語人才的培養，能夠綜合北大和北外的長處，既能打下“聽說讀寫譯演”扎實的外語基本功，又有著較好的學術研究功底。
對如何提高外語應用能力，季老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提倡學習外語要堅持“不要臉主義”：母語不練習都要生疏，更何況一門外語？說外語就要臉皮厚，不要怕丟臉，要勤學苦練，打下堅實的外語基本功。
季老非常關心大學生的素質教育。他特別強調要弘揚學生的愛國意識，他多次和我們深情地談起：一個人一輩子有兩位母親。一位是給予他生命的母親，另一位就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季老對外語專業的學生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們在掌握扎實的外語基本功的同時，更要博覽群書，廣泛涉獵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經典著作。按照季老的話說，就是要“像蜜蜂采蜜一樣”，去努力學習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識，成為對象國研究和區域研究的專家。
2007年5月，我和時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社長的李朋義同志，著名外語教育專家陳琳教授一起去301醫院拜望季老。季老與外研社有著長期、密切的交往，非常贊賞李朋義社長全身心投入出版事業的“拼命三郎”精神。我們向季老匯報外研社近年來的發展成績和成為“最中國的國際出版社和最國際的中國出版社”的遠大志向，并向季老表達了外研社出版《季羨林全集》的誠摯愿望。季老對外研社的出版理念和實干精神給予高度評價，欣然同意授權外研社獨家出版《季羨林全集》，還就全集的卷次、體例、收錄內容等提出了指導意見。
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編輯和籌備，《季羨林全集》前6卷已經在今年6月開印，計劃8月出版。外研社的同志們前不久在看望季老時，他還牽掛著全集的出版和外研社的發展。可惜就在全集問世之前，季老溘然長逝，給海內外讀者留下了無限的遺憾。外研社的同志們表示一定要做好《季羨林全集》的出版工作，作為獻在先生靈前的一瓣馨香。
北外的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在張西平教授的領導下，利用北外的外語語言優勢，以明清入華傳教士研究為核心開展相關研究，開拓了世界漢語教育史這一全新的學術領域，為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學術建設和國家的漢語國際推廣貢獻了力量。我們向季老匯報這方面成績的時候，季老非常高興，欣然同意擔任北外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并為中心題詞：“文化交流、中學西傳、張揚和諧、全球共暖”，指出了我們的文化使命。我們在季老教誨的鼓舞下，又凝煉出北外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堅持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既要把“世界介紹給中國”，又要努力承擔“把中國介紹給世界”的歷史使命。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已是午夜時分。酷暑的京城云霧彌漫，下著瓢潑大雨。也許上蒼也在為先生的逝去哭泣？我想起了范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中的一句話：“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謹以此文緬懷一代學術大師季羨林先生，祝先生在天之靈安息。（來源：《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