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自信 親和的解疑
——讀《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感
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張維為教授的文章時常研讀。近日又翻閱其新著《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其中有五個新觀點引起了我的興趣和重視。
首先，提出“兩大板塊”概念。作者認為中國存在“準發達國家”板塊（或“發達板塊”）與“新興經濟體”板塊（或“新興板塊”），這兩大板塊之間實現了高度互補的良性互動。前者包括整個沿海發達地區，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都市圈，遼東半島和膠東半島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內地城市。這個板塊已經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頭羊，并在人均預期壽命、基礎設施水平、商業繁華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人均購買力平價和人均教育水平、住房自有率等方面，均已大體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及其城市。而中國的多數欠發達地區均呈現為充滿活力和優勢的一個超大型的新興經濟體（發展很快的重慶屬于其中突出的增長極）。這一描述有新意，因為從區域角度劃分與西方學者習慣于從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角度來劃分的“二元經濟結構”有所不同。不過，依我所見，中國經濟可以綜合區域和部門而細分為發達板塊、新興板塊（發展較快和較先進板塊）與落后板塊（發展較慢和較落后板塊）這“三大板塊”或“三元結構”，則能更全面準確地描述當前整個中國經濟社會。
其次，闡述“文明型國家”的八個特征。作者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淀，并由此衍生而來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在此基礎上，書中客觀地指出，雖然今天中國還有人認為只有建立與西方同樣的政體才算建立了現代國家，還有人仍然懷有所謂的“現代國家焦慮”，繼續激烈地譴責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政體，但這些人的觀點在中國已被邊緣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么強烈，中國現代國家的體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確實如此，在五千年傳統文明的基石上，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基本形成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結合較好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而且是一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文明，總體上優于任何一種類型的資本主義文明。
再次，分析中國模式的八個特征。全書用大量篇幅闡述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發展模式特征，認為這些特點是對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而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范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范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據作者的深一步探究，過去30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著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后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范：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作者的分析是深刻的。目前，中外知識界關于中國模式的概括存在不少歧見，書中觀點屬于有見地的一家之言，其所言特征的內容均能成立。但倘若要完全廓清和科學詮釋中國模式的特征和內涵，可能還要作多層面和多視角的界定和抽象。以中國經濟模式為例，一是要區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經濟體制模式。經濟發展模式還要分領域和部門來概括，如新型工業化模式、新農村發展模式、出口創匯導向型發展模式等。經濟體制模式也要分領域和部門來概括。二是要區分經濟發展目標模式與經濟發展過程模式、經濟體制目標模式與經濟體制改革過程模式。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目標模式，具體還可以細化為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書中所說的混合經濟）、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等；而書中所說的穩定優先、漸進改革、順序差異等，則屬于經濟體制改革過程模式。
第四，梳理出八大中國理念。作者提出，雖然中國理念有很多，但如果能夠把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并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這些理念闡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后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我認為，中國理念的提出和深入討論極有必要，它可以與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核心價值觀等一起互相補充，交相輝映，進一步豐富和提升關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形象和話語。
第五，揭示民主和人權的真諦。作者關于民主和人權的分析最為精彩，最值得品味，認為：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不是普世價值；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應該說“優質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西方多黨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演變成了一種“游戲民主”，使許多國家的民主品質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質化；西方主流話語一般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并進一步界定為多黨選舉制度，但人們發現這些“民主國家”的民主品質普遍低劣，選來選去，選出來的幾乎都是投機政客，沒有優秀政治家；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書中科學地批評“民主教條主義”，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強調實質民主就是民主的內容和價值在于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關于人權，書中客觀地評析了西方人權體系的四個缺陷，一是無法在政治、公民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間取得一種平衡，美國人權概念中就沒有后者；二是存在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權問題才算人權問題的法條主義；三是個人的權利超越集體權利的困境；四是人權體系中優先順序的概念。在我看來，目前中國以人為本、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等人權理念和總體狀況都要比西方國家要好些，況且我國改進和提升人權的速度是超過西方的，這只要對比《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2010年）和《美國的人權紀錄》（2009年）就一清二楚了。
簡言之，《中國震撼》一書，以清醒的自信，確鑿的事實，較強的邏輯，親和的解疑，展示了一位長期在發達國家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心聲，值得一切關心中外大事的讀者翻閱。
（作者程恩富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