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內蒙古達拉特旗退休教師劉風
2009年3月6日，在黃河邊上的小鎮樹林召，內蒙古鄂爾多斯達拉特旗旗委宣傳部、教育局、文聯聯合多家新聞媒體，一起為年近古稀的退休教師劉風召開《劉風教育論集》首發式暨研討會。活動現場，聽到教育界同行及遠道而來的學生對自己的肯定，劉風老師哭了，哽咽著：“大家對我的評價太高了，那只是我的追求……”
人們關注的目光為什么聚焦于一位退休八年且沒有任何“特級教師”之類頭銜，沒當過“官兒”的普通教師？近日，筆者走近了劉風老師，試圖解讀一位古稀老人對教育事業近乎宗教般的癡迷。
一生堅守“三個一”的教師
早在1962年，剛走上教師崗位的劉風就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小學搞啟發式教學實驗。他嘗試在鄉村孩子身上應用循序漸進、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等教育方法。經過兩年的實驗，30個鄉村孩子的統考成績破天荒地排在全旗第一（這所鄉村小學原本在全旗64個小學中排在倒數第二）。劉風由此聲名鵲起，連黃河對岸包頭市的教師都慕名前來考察學習。
劉風對教育的執著和癡迷令人驚訝。至今，他還保留著從1962年直到退休時的1200份學生優秀作文，“文革”抄家時，怕被損壞，就藏在廁所里、柴火垛中。當如今也是滿頭華發的學生看到這些紙質低劣、顏色泛黃的作文時，激動得不能自已。
1983年，年屆不惑的劉風調到一所民族中學在蒙漢雙語實驗班教漢語文。為了找到兩種語言的融通處，老馬學途，他開始學起了蒙語，研究起了“雙語教學”，并摸索出“墊路——搭橋——捅墻”三階段作文訓練法。畢業時，他帶的這個班學生參加作文競賽還獲了獎。而當年劉風接手此班時，用小學三年級語文題測試這些初中生，全班平均成績只有37分。
劉風說：“我一生有‘三個一’——一生沒耽誤過學生一節課，沒體罰過一個學生，補課沒收過一分錢。”不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劉風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為的是給孩子們做個榜樣，要不哪來的說服力？”
劉水生，劉風1964年教過的學生，如今已是50開外。那年，他因為交不起1.5元學費而輟學回家放羊了。每天把羊群趕出去以后，他就到學校附近徘徊。這一切都被劉風看在眼里。他對劉水生說：“那一塊五毛錢我替你交了，明天你還是來上課吧。”此后，劉水生在劉風老師的資助下念到高小畢業，參軍后還成了部隊的“小知識分子”。
多少年過去了，老師所教的知識大部分都忘卻了，但說起此事，劉水生的記憶仍清晰如昨。
扎根于生活土壤的草根式教育研究
什么是教育？愛因斯坦的定義最令人深省：“所謂教育，就是忘卻在校學得的全部內容后所剩下的本領。”基于此，一個教師只有變成學習型、研究型的人才可能從“教書匠”中脫穎而出。
與其他的教育界有識之士一樣，從上世紀80年代起，劉風就認為，研究語文教學不能陷在語文教學這個圈子里，要跳出語文看語文，應從教育的整體高度和人才成長規律審視語文教學。他六次參加全國語文教育研討會，在名家薈萃的會上認識了許多名家，張志公、于漪、錢夢龍、魏書生、寧鴻賓……從這些大師、名師身上，他貪婪地吸取營養；他大量閱讀教育名著，從《學記》到《論語》，從《陶行知文集》到《給教師的100條建議》，從杜威到雅思貝爾斯……大師們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和對教育的洞察，給了劉風無法計數的啟示，而他也逐漸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草根研究者”。
在劉風老師逼仄的書房里，幾縷陽光從窗外射入，照在凌亂的報刊、書籍和草稿上。《論語類解》《梁漱溟文集》《走進新課程》《陳寅恪傳》，等等，在陽光的照射下，散發著知識的光芒。
波蘭教育家奧根說：“教學論不是憑思辨，而是憑先進教師經驗的理論概括，以及實驗和觀察來揭示一系列規律的。”
30多年來，特別是近些年來，劉風對教育整體和語文教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可從他的三本教育文集《蹊邊履痕》《杏壇余韻》《一個靈魂喚醒一個靈魂》中看出：既有宏觀性的大話題關注，如，教育的本質是什么？教育如何喚醒人的靈魂？當代教育的危機是什么？什么樣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什么樣的課才是好課……又有微觀性的細節研究，如，教“書”（教材），還是教“學”（學習）？口語訓練的方法、課堂提問的技巧、評語的撰寫、長文短教、短文深教，等等。
或許，劉風的思考不是原創的，大師名師早已闡述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發現。但劉風的大半生生長在文化荒漠的鄉村，艱難地生活在惡劣的社會環境里。他沒有生吞活剝經典理論和成熟的教育思想，而是做了大量本土化、個性化的詮釋、理解和消化，并應用于教育實踐中。正如錢夢龍先生所說：劉風這種深深扎根于生活土壤的草根式研究，展現出一種別樣的風姿。她雖不漂亮，卻是孕育著無限生命活力的“溪頭芥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