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哥本哈根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領導人會議。這是溫家寶在會上發表講話。新華社記者武巍攝
新華網布魯塞爾１２月２３日電 新華社記者劉江 尚軍
日前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經過艱難曲折的談判，以大會決定的形式發表了《哥本哈根協議》。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２２日表示，協議是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邁出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步。
這一協議只有５頁１２條，卻體現了遏制氣候變暖的堅強決心，表達了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的廣泛共識，為進一步開展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開創了一個新起點。
鞏固“雙軌制”談判基石
此次會議目的，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各締約國討論如何應對氣候變暖的嚴峻挑戰，為《京都議定書》（簡稱《議定書》）第一承諾期２０１２年到期后的國際溫室氣體減排作出安排。
從會議伊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就在一系列問題上產生分歧。其中最尖銳的就是，氣候變化談判是否應該堅持《公約》及其《議定書》的基本原則；是否要堅持“雙軌制”，即根據上述兩份文件設立兩個特設工作組，分別進行《公約》及其《議定書》下的談判。
一些發達國家竭力試圖拋棄《京都議定書》，實現“兩軌并一軌”，以逃避《議定書》為它們確立的減排責任，同時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的壓制，尤其是讓新興工業化國家承擔更多減排義務，在根本上改變“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這一氣候變化談判最重要的原則。
發達國家的這一企圖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在分組談判以及高層會議的發言中，發展中國家代表紛紛表示，必須堅持《公約》及其《議定書》的根本原則，通過“雙軌制”開展談判，這是會議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前提。非洲國家代表甚至警告說：“扼殺《京都議定書》，就是扼殺非洲大陸。”
為抗議一些發達國家代表企圖否定《京都議定書》，１００多個發展中國家代表一度退出談判，雙方的“斗爭”達到白熱化。
通過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代表的艱苦談判和斡旋，會議最終公布的《哥本哈根協議》挫敗了一些發達國家否定《議定書》的企圖，重申必須按照“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應對氣候變化，同時支持延長兩個特設工作組的任期，維護了《公約》及其《議定書》的權威性，為今后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以及相關談判奠定了基礎。
12月19日凌晨，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新華社記者張玉薇攝
堅持減排的正確原則
此次會議爭奪的另一個焦點，是減排指標問題。根據《公約》及其《議定書》精神，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是必須履行的強制性義務，而發展中國家的減緩排放則是自主性和自愿性行動，這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減排。
此次會議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提出了各自的量化減排指標，其中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國的減排力度都比較大，得到了與會代表的普遍肯定。然而，發達國家一方面對自己的減排目標設定較低，另一方面卻對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緩行動說三道四，甚至要將兩種不同性質的減排目標掛鉤。
發達國家的做法遭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批評和抵制。與會的“七十七國集團”代表迪亞平說，發達國家提出的減排目標“太低”，是“缺乏誠意”、“缺乏責任心的表現”。
尼日利亞環境部部長特別助理阿杰奧說，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解決貧困等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發達國家不能向發展中國家提出同樣的減排要求，這樣做是不公平和不平等的”。
經過激烈談判而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最大范圍地將各國納入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行動，在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方面邁出了新的步伐?！豆s》附件一的《議定書》締約方將繼續減排，美國等《公約》附件一的非《議定書》締約方將承諾履行到２０２０年的量化減排指標。
協議盡管在減排問題上沒有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但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任務作為兩個條款分別列出，明確規定發達國家要“進一步加強《京都議定書》提出的減排任務”，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減緩行動”。
此外，協議的附件也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目標分別列表，從根本上駁回了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混為一談、抹殺兩者本質區別的意圖，并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立場，為確保氣候變化談判沿著正確軌道前進創造了必要條件。
12月18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眾多記者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新聞發布廳等待消息。新華社記者武巍攝
尋求溫控與發展平衡
全球氣溫升幅究竟應控制在多少攝氏度以內？是否應該設定一個排放峰值年限？對這些問題，科學界有不同觀點，哥本哈根會議上各方也出現了立場分歧。
歐盟國家主張與工業化開始前相比，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應控制在２攝氏度以內，否則將帶來嚴重的環境災難。而一些非洲國家和小島嶼國家因受氣候變化影響嚴重，在會上提出應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１．５攝氏度以內，并希望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能在２０１５年前達到峰值。
關于全球溫控和峰值的爭論，實質上就是如何處理減排的中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系，如何處理發展與減排的關系。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既要放眼長遠，更要立足當前，要把精力和重點放在努力完成短期和中期減排指標上，不能讓長期目標上的分歧影響談判進程。此外，各國的國情、發展程度、資源稟賦都不同，再加上發展過程中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因此很難去確定一個具體的峰值年限。
《哥本哈根協議》最終吸納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意見。首先，協議首次正式確認了全球升溫幅度不應超過２攝氏度，同時表示在２０１５年前對協議實施進行一次評估，包括考慮升溫不應超過１．５攝氏度的問題。其次，協議在提出全球和各國的排放應“盡快”達到峰值同時，承認發展中國家達到排放峰值所需要的時間應該“更長一些”。最后，協議強調，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是發展中國家“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任務，同時也指出，“低排放發展戰略對于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
協議兼顧了不同地區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減排目標的特點，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意愿，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闡明了發展中國家應該走“發展優先、發展與減排統籌安排和相互促進”的道路。
12月1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領導人會議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新華社記者武巍攝
資金與透明度問題取得進展
會議期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還圍繞資金支持和透明度等議題展開激烈交鋒。發達國家甚至要求將提供資金支持與發展中國家提高“透明度”掛鉤，此舉遭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譴責。
南非總統祖馬在領導人會議發言中說，目前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約有８０％是發達國家歷史排放的結果，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歷史責任。巴西總統盧拉則指出，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不是饋贈，也不是發展中國家在乞求，而是發達國家對自己在過去２００年的工業化過程中造成的排放負責。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國家的代表也呼吁發達國家切實履行《公約》規定的法律義務，提供充足的、實質性的資金支持。
經過發展中國家的堅持和爭取，《哥本哈根協議》就資金問題取得了重要進展。協議規定發達國家從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３００億美元新的額外資金，到２０２０年每年籌集１０００億美元，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采取應對行動，減緩排放。這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發達國家首次給出明確的資金支持數額。
《哥本哈根協議》還對所謂“透明度”問題，即“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的“三可”問題做出了明確而合理的界定。協議規定，發展中國家只有得到國際支持，才須接受“三可”評審；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排行動，由其國內進行測量、報告和核查，其結果將通過國家通報的形式向國際社會報告，并在“確保國家主權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國際性的“磋商”和“分析”。
這些規定既符合“巴厘行動計劃”對“三可”做出的規定，又表現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增加透明度的誠意，有效地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和國家主權。
《哥本哈根協議》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為氣候變化談判最終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為世界各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嶄新起跑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