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一條本是普通的促進大學生就業(yè)的新聞，因其中一條措施與“戶籍制度”有關，便迅速成為各大新聞網站的頭條。該措施說，“對企業(yè)招用非本地戶籍的普通高校專科以上畢業(yè)生，各地城市應該取消落戶限制（直轄市按有關規(guī)定執(zhí)行）。”
與“國務院要求取消專科以上高校畢業(yè)生落戶限制”同樣引起關注的，是“居住證可以轉上海戶口”的“上海戶籍新政”，盡管相關政策細則尚在醞釀之中，但該項改革措施已獲得輿論高度評價，稱上海這一自1978年以來第四次戶籍制度改革，將引發(fā)全國連鎖效應。
而今年1月，廣州市高層領導表示，將在花都、番禺試行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實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wěn)定職業(yè)或生活來源為基本條件的市內戶口準入制。
除此之外，備受關注的社保改革，公眾呼聲最高的“社會保險范圍全覆蓋”也與戶籍制度密切相關。
就業(yè)、醫(yī)療、養(yǎng)老……2009年，戶籍制度正成為社會力求變革、尋求機遇的一個突破口——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給地方引進人才和技術，激活地方經濟；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創(chuàng)業(yè)和就業(yè)；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解決“農民工失業(yè)”的民生訴求。
多方努力的“戶籍制度改革”能否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推進？“戶籍制度”下累積起來的身份壁壘會不會在這一年被破除？這一場改革會不會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借思想解放的浪潮推進社會文明進程？都是人們分外關注的。
仔細看來，無論是上海戶籍新政，還是國務院的“要求”，都不足以對戶籍制度產生根本性的沖擊。前者，被當作人才引進的獎品和工具；后者，雖是前所未有的舉措，但同樣屬于“政策杠桿”。
所謂“戶籍制度文化”，是長期戶籍制度之下社會權益的不合理所形成的觀念。農村孩子生來就是農村戶口，進了城的農村居民是“跳了龍門”；即便是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也因著經濟上的差距有著身份的差異。前不久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的“講上海話有沒有文化”的爭論中，一部分人所謂“燒香趕走和尚”的論調即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在一些人看來，城市原住民才是城市的主人，所有外來者則是客人。客人不能搶了主人的飯碗，更不能搶主人的頭銜“戶口”。如此觀點，凸顯了自大與自閉，而對以國際化大都市為目標的城市而言，是不利于發(fā)展的。
一直以來，我們許多經濟發(fā)達的大城市被看成“改革開放前沿”，所謂改革開放，不僅是對外開放，還有對內開放。對外尋找發(fā)展通道，對內謀求合作機遇，而戶籍制度改革便是對內開放的一種。如何調整戶籍制度下的利益格局，破除戶籍制度背后的地方保護壁壘，沖破傳統(tǒng)的“戶籍制度文化”，是2009年改革開放前沿城市的使命。（郝 洪）
